蒋介石的盟兄弟王金发

在蒋介石众多的盟兄弟中,有一位会党领袖,就是被人称做“浙东好汉”的王金发。辛亥革命时,他二人一起参加了光复浙江的战斗,其后王金发出任绍兴军政府都督,并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6年,被袁世凯杀害。     

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

熊希龄出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后,为解决政府支绌的财政状况,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顺应当时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时势,力主废除省制,将其列入施政方针并积极筹划。在筹议过程中,不仅总统府、国务院主张各异,国务院内部亦存意见分歧。袁世凯依据时势变化及政治需要,对熊希龄内阁的废省筹议采取不同态度:在需要借助熊希龄内阁结好进步党,谋取更大权力时,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施加影响;当各省都督不明就里,对内阁改省方案表示赞成时,又暗自指示亲信加以反对;待到他对全国控制加强,各省都督支持改行总统制时,转而主张维持省制。废省筹议在袁世凯与各省都督联合抵制下,随着熊希龄内阁倒台而暂缓实行。     

南京临时政府的省制筹议

南京临时政府对省制的筹议,因立意与目的不同,以清帝退位为界,大致可分为两阶段:在前一阶段,因为施政受到各省掣肘,南京临时政府本诸中央集权主义,试图厘定省制,划分其与各省之间权限;在后一阶段,临时政府对于省制的筹议,主要为了防范袁世凯形成专制。前一阶段的省制筹议,因为南北和议实现统一而终止。后一阶段的省制设计,则与袁世凯省制主张存在诸多歧异,引发激烈政争,并制约了北迁后的临时政府对于省制难题的解决。     

民国元年东三省都督平权问题

民国元年东三省都督平权问题是相关政治力量围绕边疆省区如何构建省制而引发的一场政治事件。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将北方各省总督、巡抚改称都督,并规定其职权仍旧。因"东三省总督"改称而来的"东三省都督",仍然兼辖吉林、黑龙江两省的规制,引起吉、黑两省都督及士绅强烈不满,后者更通过本省临时参议员向临时参议院提案,要求实现东北三省都督平权。在相关各方角力之下,都督平权案几经波折,最终仅实现了三省都督在民政上的平权。     

陈炯明首开军阀残杀记者先例

陈炯明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1909年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后经朱执信介绍,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广东光复后,陈炯明任副都督、都督,1920年任广东省     

一九一二年六月陈其美哿电考异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弃职离京,在政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唐绍仪是被袁世凯逼下台的。为此,同盟会派报纸和政界人士对袁世凯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尚未卸任的沪军都督陈其美给袁世凯发了一封在当时是措词最激烈的电报。何仲萧著,一九四六年版的《陈英士先生年谱》收入了这封电报。文字很短,全文录下:     

柏文蔚与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江苏辛亥光复后各州县首任民政长考

1911年11月5日,原清廷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苏军都督,各府州县也相继光复。各地光复后改旗换印,原来清朝设置的府和直隶州(厅)建制,除了苏州江宁两府保留过一个时期以外,实际已不复存在,知府知县当然解除了职务,原来的组织机构也随之“寿终正寝”。新建的军政权力机构,由于“地方官制,均系各自为制,所定名称,难免歧异。甚至同一时期、同一官员所任同一职务,也职衔混乱,称谓不一。这种情况,在官方文书及报纸报道中,皆随处可见。     

山西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以1914—1916年金永在晋时期为例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了全国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袁世凯派亲信对各省进行监督和统治。山西是北方重镇,自然首当其冲。金永来晋,插手山西政务,给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派势力造成不小的冲击。金永作为袁氏政府和山西的中间人,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山西地方派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素材。     

阎锡山以父为质三次觐见袁世凯

以父为质袁世凯想称帝,挟武力、施权术、密探遍地、网罗四布的情况下,暗杀了宋教仁,造成一时的全国恐怖的黑暗统治局面。“山西王”阎锡山为了博得袁氏对他的信任不疑,他着实地下了一番苦心：一方面疏远同盟会;一方面派员到北京贿赂袁氏左右。按当年袁氏把各省都督都排了队,凡属同盟会者大都撤了职,只留下云南的唐继尧和山西的阎锡山。阎氏在他的《早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皆己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四年（1915）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     

辛亥革命焦达峰、陈作新被戕案新证新说──从《平斋五十自述》等史料看焦、陈事变

辛亥革命焦达峰、陈作新被戕案新证新说──从《平斋五十自述》等史料看焦、陈事变杨鹏程湖南辛亥革命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光复后不出旬日,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突遭戕害,立宪党人谭延间继任为督。这场事变的肇因、过程及性质历来众说纷坛。笔者近年接触到了...     

首义再现——鄂南名宦张国淦眼中之辛亥革命

张国淦在武昌首义后南北和谈中担任北方代表,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相继为总统时,他均担任要职,有机会结识相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者。在《张国淦自述》中以亲历者的角度从"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四个部分来回顾这场革命,对于了解这场革命的相关事实不无裨益。     

北洋政府将军府简述

袁世凯自1912年3月10日窃得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极力改革省制,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京师特设将军府,遣派将军督理各省军务,并于7月18公布了《将军府编制令》建立各种将军名号。从此,一个庞杂的军事顾问机关粉墨登上了近代政治舞台。将军府直属大总统,是军事上的最高顾问机关。将军府设上将军和将军(均不定额),由大总统于陆、海军的上将或中将中特任。上将军和将军承大总统之命,会议军务,校阅陆、海军;或派驻各省,组织将军行署,督理军务。     

民国国史馆述略

国史馆的成立,几经提议,筹备了数十年;既已成立,不几年就因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而随之迁往台湾。 一 胡汉民首倡难遂其志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当百废待兴时,胡汉民、黄兴等于1912年3月呈请设立国史院。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深表赞同”,交付临时参议院议决,并谓“俟遴得要人,即行委任”。同年12月19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明令颁布了《国史馆官制》,并于当日施行。《官制》规定:“国史     

革命都督亲手杀人记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兵变,它既包括南方各省新军的举义,也包含了北洋军的反戈逼宫。革命的结果,清廷完败,革命党虚胜,袁世凯及军事首领们实权在握——不管是北洋系还是通过革命掌权的各省都督们。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大异于昔日的旧法统,其以赤裸裸的军事暴力作为后盾。革命之后,遍地鸡毛。     

贵阳 历史点滴

1912年4月26日唐继尧就任贵州都督背景：1912年4月26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原大汉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调京,不准其率领北伐黔军回黔。     

“二次革命”在安徽

一辛亥革命失败后,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例行逆施,妄图复辟帝制。他的一系列的反革命暴行,清醒了革命党人的头脑,使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性,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决定发动讨袁,再次进行革命。1913年7月8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抵江西湖口,12日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举义讨袁,李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于是,著名的“二次革命”爆发。江西宣布独立,东南各省急起响应,1913年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7月18日,广东、上海宣布独立,7月20日,福建宣布独立。7月22日,袁世凯发布“讨伐令”,“二次革命”的枪炮声在独立各省激烈震响。7月25日,江西讨袁军战败。7月29日,     

倪嗣冲纪念银币略谈

倪嗣冲,字丹忱,1868年生,安徽阜阳人。父倪淑,清同治年间举人,曾受聘担任表世凯家庭教师。倪嗣冲考中秀才后,即借机投奔袁世凯并成为其豢养的的一名鹰犬。袁世凯死后,又改换门庭,投靠段祺瑞,叠获升迁,权势显赫。1913年7月,任皖北镇守使,兼领观察使事。当安徽都督柏文蔚组织讨袁时,他奉命率军占风台,陷寿州。8月28日攻人安庆,遂升任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1914年6月30日,被任命为陆军中将、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1915年9月,与段芝贵等人联名上书袁世凯,拥袁称帝。     

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成效

清末为仿行立宪而进行的内外官制改革,是近代政体变革的重要内容。1907年清廷颁布直省官制通则,将东三省、直隶、江苏列为改制先行省份,以为各省示范。然因地区差异及改制期间各自遭遇不同困难,试办省区改革启动时间、进展及具体实施情形差别甚大,或由先行变为后进、或频遭朝野舆论抨击。动机与效果的相悖,虽最终出乎清廷预料,但作为改制先驱,其得失成败仍为政体改革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孙中山与袁世凯在《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上的权力之争

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四日,孙中山先生致电袁世凯,并通电各省都督及议会,宣告中国铁路总公司即日在上海开办。通电指出:“兹事造端宏大,猥承政府授予全权,尚赖各省声应气求,同心共济、庶几锲而弗已,功在不舍。”又说:“现在(本公司)规划程序,阶级有三:首宜立法,次乃筹款,终为筑路。……筹款一层,莫不视为最急。顾民国实行开放主义,地大物博,实不难吸收外资,本公司已与外国大资本家接洽,自可切实担任。然必须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