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简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而统治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     

刘宋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刘宋政权的兴亡

一、刘宋政权建立初期的政治局面 南朝第一代刘宋政权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寒门士族打破两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政权垄断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寒门士族与高门士族相互妥协、相互结合的结果。由于这种原因,刘宋政权建立伊始,其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较之东晋时期就更为复杂,因而也就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东晋政权为高门士族所左右,从过江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直到桓玄代晋称帝,强臣慑主,王权积弱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司马氏政权积弱而亡的过程是刘裕亲历亲见的,如何避免这种局面再     

高崧父子生平考──兼谈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问题

本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东晋时期高崧父子的生平事迹,并对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问题作了探讨。     

陶侃：东晋中兴名将和他的“折翼之梦”

正西晋中后期,藩王间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史称"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在汾河流域建立政权,并不断向南侵袭。在内忧外患的重重打击下,西晋国力迅速衰落,最终于永嘉之乱中灭亡。琅琊王司马睿在高门士族的支持下,南渡建立了新政权,史称东晋。东晋建立初期,统治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不断侵袭;另一方面,政权内部的士族与司马氏皇权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简论西晋时期的南北士族墓葬

简论西晋时期的南北士族墓葬韦正西晋篡魏灭吴,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南北土族的构成和地域分布基本上也没有变化,北方仍集中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南方集中分布在以建邺、三吴（吴兴、吴郡、会稽）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士族墓葬的分布是与此相一致的。...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本文考察了东晋时期寻阳陶侃家族的历程。以陶称之死为分界 ,陶氏在东晋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东晋初期南土将领与侨姓士族矛盾重重 ,陶侃因受侨姓士族排挤曾“潜有异志”。陶侃死后 ,陶称被诛 ,陶氏深受打击。此后以陶范为代表的陶氏后人曾努力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 ,但由于出身关系而遭排挤 ,最终衰落。至东晋后期 ,陶氏以隐逸人物闻于史。陶潜和陶延寿在晋宋之际有振作的迹象 ,但侨人政治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失望。在东晋侨人政治的传统下 ,陶氏的历程对于南方寒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三国西晋陵寝制度新论

三国西晋时期的陵寝制度呈现出诸多新动向,这些新动向远非过往学界所理解的"衰落"这么简单。曹魏、西晋陵寝制度大致沿着同一方向向前发展,墓祭、谒陵之风大为衰落,陵园建制简化的局面逐渐确立;同时,曹魏、西晋也在地下埋葬方面各自确立独具特色的等级标识。南方的孙吴政权在较多继承汉代传统的基础上,于下游上坊、采石二陵墓区内形成了较为明晰的等级秩序,却在中游的鄂州、武汉二陵墓区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僭越"。总体上,曹魏、西晋所确立的新动向,虽然被"永嘉之乱"中断,但还是对后来北方政权有一定影响。孙吴陵寝制度,则受限于自身政治军事环境,对当时统治区内部和后来的南方政权影响力均较为有限。     

琅琊王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从墓志和文献记载来看,高门士族固守南北不婚的传统原则,固守自己的郡望,而远离南方土著社会,又由于居住地和葬地都没有固定在侨郡县中,因此,不但不能对侨居地产生情感的认同,而且也不能与侨郡县中的乡族势力结合,使之成为支持力量,是造成其在东晋后期以后逐渐失去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试论刘裕

公元三八三年秦晋淝水之战是东晋十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战后北方再度陷于分裂,战乱蜂起,南方东晋政权在侥幸的胜利面前并没有振作起来,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士族奢迷酒色,罢黜贤臣,佞人当道,使“晋政宽弛,纲纪不立,豪族陵纵,小民穷蹙”。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在这个时候,一个本来不惹人注目的寒门庶族地主——刘裕“奋起寒微”,依靠军功和手中握有的北府兵权,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和他周围的人们组成的寒人武士集团,开创了寒人掌权的局面。公元420年灭掉东晋,建立了南朝第一个朝代——刘宋政     

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

西晋时士族势力得以发展,士族操控官吏选举过程,形成垄断;皇权一方面依赖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皇权又加强对士族的控制,要求其生前死后都效忠于皇帝,由此形成大臣的陪葬制。士族一般聚族而居,重视亲情和家庭,死后实行家族附葬制。士族为了保持自身优越性,恪守士庶不婚的信条。本文结合考古发现的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全面反映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论晋末刘宋军功家族的三种类型

论晋末刘宋军功家族的三种类型陈琳国自东晋皇朝建立之日起,这个偏安于江南的政权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南北对峙,战事方殷;内难迭兴,烽烟四起。在当权的门阀士族中,曾经涌现出桓温、谢安、谢玄等一些指挥若定、英勇善战的著名的将帅,为抗御外敌,维护东晋的统治做...     

东晋南朝士人所持北音、吴语之交融概说

正一西晋末期,匈奴刘渊率五部之众举兵反晋,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大批衣冠士族南下,依江、淮之险,在南京重新建立汉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北方士族入南,其文化史之意义不待多言,在方言上却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侨居外来语与本土方言并行,并成为优势语言,即便吴中大姓亦以操北语为荣。但可想而知,北方士族虽代代传习北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吴语的影响,而吴语面对外来语言的     

韦睿:有勇有谋的南朝虎将

正在东晋灭亡之后,隋朝统一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南北朝时期。那时北方是由鲜卑人或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历史上称为"北朝"。与它对峙的则是南方的几个政权。自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之后,刘裕取代了东晋的皇帝,建立了宋朝。为了区别于后来     

谢玄：从“芝兰玉树”到“冠军将军”

正中古时代,门阀政治大行其道,在东晋时也达到了巅峰之境。所谓东晋门阀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王、谢、桓、庾等门阀士族权倾朝野,与司马氏皇室共掌天下。因此朝堂之上,波诡云谲。与此同时,北方的前秦政权势力不断扩张,并开始向南侵扰,对东晋王朝构成重大威胁。在此内忧外患之际,出自陈郡谢氏的大族名臣谢安多次力挽狂澜,使东晋王朝转危为安。而辅佐谢安的诸家子弟中,自然要数其侄谢玄的功业最盛。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

东晋南朝时代,江东地区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表现为侨、吴、士、庶之间的?格互动,并最终形成了既体现汉魏中原文化精髓、又兼具吴地文化特色的江东文化。自隋唐以后,江东一直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心。追溯其源,其滥觞就是东晋南朝时期形成的江东文化。     

安徽当涂东晋墓发掘简报--兼论出土的玻璃碗残片类别和来源

当涂东晋墓的发掘,除出土了东晋墓中常见的青瓷器外,最大收获是发现了4片玻璃碗残片,经检测定性分析,它与当时国产玻璃成分不同,与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玻璃碗成分相似,同为舶来品萨珊玻璃器。它的发现为六朝时期中国南方与西方国家进行商品贸易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浙江临安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年代与归属献疑

浙江临安牛上头墓地发现砖铭若干,有的带“关中侯谢氏”字样,表明谢氏即其墓主而非制砖造墓的工匠或督办丧事的僚佐。这是浙江地区六朝墓葬中难得一见的证据确凿的家族墓地。通过分析可知,该墓地肇始于东晋太宁三年（325年）,延续至隋仁寿三年（603年）,此“谢”并非陈郡阳夏谢氏,而可能系会稽山阴谢氏。迄今发现的东晋南朝家族墓地为数不少,但在地域分布上以南京地区为多,在墓地归属上以北来大族为主。即便是明确的南方士族墓地,其文化面貌亦多趋同于北来大族。临安牛上头墓地则不然,其墓主系南方士族,墓葬面貌几乎不见北来大族的影响,正是考察东晋南朝墓葬中南北差异的绝佳材料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