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六骏之青骓与拳毛騧———凝聚的唐初河北风俗与历史简

古河北风俗剽悍,好气任侠,尚义重诺,强兵重武。唐初河北窦建德义军之败,刘黑闼义军之起,唐军与河北义军战斗之激烈,身中十数箭的昭陵六骏之青骓与拳毛騧雕像,将唐初河北风俗与历史展现出来,成为这段时期河北风俗与历史的文物诠释。     

历史批判与现实关怀:清代中期史学家的风俗论

探讨古今风俗之流变及其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是清代中期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清代中期的史学家评论风俗的重点,一是考察了清代以前风俗对朝代盛衰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二是批判清代中期社会上出现的不良风气,倡导士大夫阶层在引领风俗的良性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别强调士大夫要树立廉耻观念。他们还总结出风俗的时代性、相对稳定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征。清代中期的风俗论,反映了考史学家的经世思想,体现了乾嘉史学的历史批判精神和关怀现实的学术品格,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     

王夫之论“风俗”与历史盛衰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注重把风俗与政治得失、国事治乱、王朝兴亡联系起来考察,善于抓住影响风俗变迁的主体,阐幽洞微,揭明历史盛衰之故;他对风俗淳浇的的辨正、对士风良莠的辩驳及对移风易俗的探究,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精神,体现了自觉的历史总结意识;尤其强调"有志者所不容不以叙伦拨乱自责也",充分彰显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认识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密县发现金代官印

1972年,密县平陌公社供销社杨台门市部,在收购废旧物资中获得金代铜质官印一颗。公社干部冯丙寅同志发现后,即送交密县文化馆珍藏。这颗金代铜质官印,重679克,略呈长方形,横宽7.3、竖宽7、厚1.3厘米,上置长方形梯钮,钮高2.7、中宽29、厚1.4厘米。印面阳文为九叠篆字“义军都统之印”(图一)。印的左侧阴刻正书“义军都统之印”,印背左边三字“行部造”,右边四字“天兴元年”,印钮顶端刻一“上”字(图二)。“义军都统之印”与《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一书127页所刊印的“义军副统之印”     

新出唐梁谊并夫人墓志铭初释

邯郸新出唐梁谊并夫人墓志铭蕴涵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其对于唐代“招魂”葬俗的反映,关于昭义军基层军职、下属骑兵部队建制以及唐廷平定昭义军刘稹叛乱等情况的记述,为了解此段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是研究唐代历史的新信息和可靠佐证材料。     

风习的在地化——方俗的历史研究与当代价值

"方俗"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指特定区域内民众相对稳定的地方性生活模式与惯习.从民俗学语境出发,方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辨析"方俗"与意涵相似的"风俗"一词之异同,方俗侧重地方性、静态性,风俗侧重流行性、扩布性与社会整体性,风俗与方俗犹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风俗是方俗的"社会化",方俗是风俗的在地化.其次,方俗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塑造区域地方性、构建民众地方感的过程中有重要功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正确审视方俗能够反窥和理解地方社会,合理利用方俗有益于地方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因俗而治、因地善治.     

浅析唐代君主政治生态环境与制度文明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隋唐时期,开始步入一个空前完善的历史时期。尤其在制度与文化方面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这个时期的君主政治表现出许多为后代所仰慕、具有典范意义的君臣模式与制度文明,不仅对中国历史也对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唐代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历史地位,是与唐初以来的政治生态环境及其完善的制度结构与功能密不可分的。     

略谈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中的资料积累问题

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载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历史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所含一定的历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调查研究,无疑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我国对于地方志的编纂独具传统,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普及之广,在世界上可以说无与伦比,是我国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但过去     

唐代灵州兵事初探（中）

灵州境内的主要驻军唐初沿袭隋朝兵制,李渊谋求恢复耕战兼顾实行府兵制．府兵为常备兵,灵州境内驻有重兵。唐初,关中有12道,共置12军府．灵州隶属关内道。各府之兵皆由骠骑、车骑（副手）两将军统之。     

越窑瓷器与越风俗探析

文章就越窑瓷器与风俗的诸多关系 ,如越瓷尚青、敬鸟爱鸟、祭祀祈祷、尚五风习、喜狮、羊、鸡、蛙之风俗进行了探析。     

《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两篇系伪作考

陈元光是唐初闽粤之交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平定了发生在岭束和闽南的“蛮獠”动乱,对於漳州的建立和开发有重要贡献。但晚近有关族谱和方志所记载的陈元光生平与着述多属伪造,由此造成对唐初闽粤之交历史进程和民族关系的诸多误解。《全唐文》收录的两篇题为陈元光所作的表文,也是後人伪作。本文从职官制度、犯讳情况、地名错误、文体和用语问题等方面进行考证,特别是揭出此两文抄袭柳宗元表文的铁证,力证这两篇表文是後人伪作,附带论证《全唐文》所附《小传》谓陈元光光州固始人云云,亦是虚假不实之词。     

敦煌归义军政权与沙州回鹘关系述论

归义军政权后期沙州地区出现了"沙州蕃族"(沙州回鹘)部落。曹延禄时期"沙州蕃族"部落与归义军政权关系良好,曾经为归义军出使中原担任导引。随着沙州回鹘的壮大,他们不仅在外交上帮助归义军政权,还可能参与了归义军的内政,支持曹宗寿推翻节度使曹延禄的统治。曹贤顺时期"归义军政权"与"沙州回鹘"联合进行外交出使活动,并且"归义军—沙州回鹘联盟"名义上奉曹贤顺为最高首领。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沙州回鹘政权,曹氏归义军逐渐衰亡的过程也是沙州回鹘崛起的过程。     

北京岁时节令风俗的形成特征

自元明清以来,北京作为一国之都,成为全国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这里五方杂处,人文荟萃,各种文化在此流传,不同民族在此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岁时节令风俗。这一系列风俗伴随着北京的历史,反映着北京的风貌。     

骄横跋扈的唐初三公主

此三位公主,有武氏之心,却无武氏之智。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昌明开放的朝代,女权之风颇为盛行。贵为皇室宗女的唐初高阳、安乐、太平三公主,身处该时代,可谓庆幸。然而她们上仗皇帝之宠爱,下纵恶奴为爪牙,生活上骄奢淫逸,欲壑难平;政治上,扰乱朝纲,妄图篡权谋反,最终皆死于非命,不得     

“辩风正俗”:应劭对风俗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

面对东汉末风俗日益败坏的局面,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风俗和政治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其一,应劭首次提出以"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为宗旨的风俗观念,极大提升了人们对风俗在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认知。其二,应劭更注重对下层民众风俗和时俗的认知,使得风俗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切近现实政治,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其三,应劭提出风俗存在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进一步丰富了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也为其"辩风正俗"提供了阐释与拓展的空间。     

康乾盛世与吏治

康乾盛世与吏治阎立新在我国的封建历史上,曾有过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每一个繁荣局面的出现,无一例外,都是封建统治者顺乎历史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采取适应且推动社会前进的策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历时近一...     

顾炎武论世风

一、风俗的形成及其作用 《四库全书提要》说顾炎武《日知录》“十三卷论世风”,所谓“世风”实即社会风俗。该卷第一条“周末风俗”是全卷的总纲。开卷便从春秋末和战国初历史谈起:首先说《春秋》和《左传》记事之终,即“《春     

甘州与李自成起义

甘州与李自成起义任积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自１６２９年正月在甘肃榆中起义,到１６４５年５月战死湖北九宫山,历时１６年。其间,他虽然率领义军推翻了明王朝统治,但最终却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以失败而告终,演出了一场历史悲剧。从李自成发动起义的前一年到他死...     

陆游与蜀人蜀士及蜀州

陆游是与宋代蜀地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大家,陆游在蜀,是其与蜀人、蜀士、蜀土及地域文化互动的一段经历。透过文人诗意的夸张与遐想发掘可用的历史信息,并进一步拼凑成一幅幅鲜活的历史场景绝非易事(包伟民语)。陆游在蜀地近9年,蜀地独特的人情风俗、自然风光成为其诗歌的主要素材,期间放翁诗的另一来源则是与友朋的唱和、叙情之作,体现诗人的人情世界。     

藏族饮食礼仪与禁忌

藏族是一个十分讲究礼仪的民族。民风纯朴,礼让谦恭、尊老爱幼、诚信无欺是自古传下来的纯良礼俗。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在记述吐蕃历史上第一代赞普从天而降作天下之主时这样描绘了藏地和民风:“在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一切河流之源头,山高土洁,地域美好,人知为善,心生英勇,风俗纯良……以弯腰表致敬,以顶足为礼,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