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左倾的死胡同走回文学的大道——浅析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左翼文艺运动是一场红色革命,其不仅有效地改变了一批人的阶级立场,同时也实现了其历史任务。但由于政治极端化的原因,其前进的道路越来越窄,最终导致停滞不前,而如何使得左翼文艺运动重返文学道路则成为历代文学革命家的争执与期许。     

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文化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创伤,但自五四时期开始高涨的以新文化运动为主流的文艺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中断,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引导下,进入以动员民众抗日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艺新阶段。抗日文艺的新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抗日文艺社团在抗日根据地和后方各地的大量涌现,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文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文艺理论上突显时代性和现代性,强调文艺界和文艺要为抗战救亡这一最大的时代主题服务,既增强了战斗性又突出了民族性;在利用旧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也对旧文艺进行了改造,就文艺的大众化和传统文艺的现代性转换作了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新文艺通过从大都市到中小城市、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和“文艺下乡”运动等途径得到大力推广。抗日救亡不仅成为这一时期新文艺的主要目标和主体内容,而且成为新文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使抗战文艺成为中国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抗战时期贵州“每周文艺”社抗战文艺活动考释

黔籍作家、翻译家谢六逸与蹇先艾、张梦麟等人于1938年在贵阳成立了“每周文艺社”,并创办了《每周文艺》副刊,在抗战时期集结了多位回迁贵州的黔籍作家,密切配合抗战宣传、针砭时事,一时成为贵州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只存在一年、只发行了十一期的《每周文艺》在宣传抗战的同时,用心办刊,对于提携后辈、提倡和净化大后方的文艺空气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     

冯雪峰在重庆及其坎坷后半生

正冯雪峰是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也是1930年代初期、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抗战后期,他经组织营救,从国民党上饶集中营保外就医,奉周恩来之召来到陪都重庆工作,在重庆生活了约两年零八个月。到重庆后,他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低调为人,勤奋做事,无畏面对国民党特务挑衅,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然而,他在重庆撰文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和耿直个性,     

论仪式文艺的功能导向

仪式文艺是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仪式紧密关联的文艺样式,它历史悠久,门类繁多。对照通常的文艺作品,仪式文艺只有在以仪式为中心的文艺场域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演,仪式与文艺叙事经常迭相嵌套,其文本具有多样态的存在方式,其叙事则常与文本外的仪式实践互相映射。它跟俗文学一样具有显著的模式化特征,却有着一般文学不具备的针对仪式之传统指涉性,传统之外的接受者容易发生理解错位。它经常在名实、逻辑、伦理等方面与通常的文艺审美习惯发生违和之感。这些表征皆可归结于它服务于外部仪式实践的基本存在方式,功能导向是仪式文艺的根本特征。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主要体现于他1946—1947年间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即后来结集出版的《民主运动讲话》一书中,此外他1939年于《救亡日报》发表的《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以及1949年在《文艺生活》上发表的《从五四到今天》中也都有所表述。黄药眠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投身民主爱国运动,曾参加《创造社》从事文学活动,后投身革命并到苏联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被捕入狱。抗战期间,长期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抗     

革命家瞿秋白的“香艳”笔名

瞿秋白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写过不少讴歌革命、抨击敌人的散文诗。1935年他不幸被捕后,典狱长奉命找了本《北斗》杂志,指着其中一篇《一种云》说：“这是个叫音芳的女作者写的,看来和你气味相投。你如有悔悟之意,就写点反驳的文章。”     

从文学接受角度浅论七月派小说创作

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我们带着期待视野走近七月派小说,在接受过程中,与作品不断进行填空、对话和兴味的同时也与文本不断还原、变异,最后在接受七月派小说后产生共鸣和余味;另一方面,从读者对七月派作品进行文学接受的过程中,不断与文本的相互搏斗和理解,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七月派小说的特点与局限。一.执守现实主义＂文学接受的发生,虽然集中体现为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但这种发生,也是读者在特定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的基础上,在特定接受动机的支配下,在特定接受心经的影响下展开的。”①对于七月派小说的文学接受,时间段应该集中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以后。     

老舍与冯玉祥的两次蓉灌之行

1937年11月冯玉祥来到武汉。为宣传抗日并向作家们学习,冯玉祥邀请了老舍、吴组缃、楼适夷等住进他的住所千户街福音堂。冯玉祥对老舍非常钦佩和敬重,拜老舍为师学习写作。后来．他们又先后到了重庆,一同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的身份组织抗战文艺运动。其中,他们的两次蓉灌之行是很值得一述的。     

中共建党初期的红色作家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涌现一群具有革命思想的红色作家群体,他们组织社团,成立联盟,出版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或与共产党人亦师亦友,在文坛上发光发热,与左翼文艺乃至中共历史同频共振,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文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     

冯夏威的自杀殉国与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

论文简述了冯夏威自杀殉国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联系及其民族英雄形象塑造的过程和重要意义。1905年华侨冯夏威为抗议美国排华政策,在上海美国领事馆门口服毒自尽,奏响了抵制美货运动的序曲,并以民族英雄的形象贯穿运动始终。冯夏威的民族英雄形象是个体自塑与社会他塑的复合体。自杀殉国与遗书自述,完成了个体自塑的描摹;各方悼念与报道宣传,实现了社会他塑的目标。其自杀动机与反美抵制行为,契合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潮流与认同需求,个人意志表达呈现出社会化、国家化、民族化的趋向。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急进发展,不仅为社会他塑提供了空间与动源,而且也认可了个体自塑的存在与价值。     

初论日本文学的理想主义与理智主义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跨入了资本主义时期,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了。明治以后的日本文学,依笔者之见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其中以理想主义的白桦派和理智主义的新思潮派为第三时期的文学代表,也可称之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白桦派与新思潮派相继产生于1910年和1914年。这两大文学流派所处的历史时间,     

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

“第三种人”苏汶率先启衅20世纪30年代初,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第三种人”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第三种人”与“新月派”、“自由人”不同,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绅士政客、学者教授,而是同左联有着很深交往甚至参加过左联的“同人”,他们也曾翻译过苏联的文艺著作,并自称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其代表人物即苏汶。苏汶原名戴光崇,又名杜衡,1926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不久即与就读于大同大学的施蛰存和就读于震旦大学的戴望舒相识。这年3月,他们共同创办了《璎珞》旬刊。1926年正是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7月,国民革命…     

通俗文艺：一种文化解读

2009年12月9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第六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文友们圣地欢聚,实际上是文学圈里的又一次联谊与交流,我们看到了通俗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艺的发展,从滋生、兴起到发展,都是在社会时代的变革中延续发展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内容与节奏的改变,它们以不同的形式与特质,见证时代的发展轨迹与人物命运。而对于通俗文学与通俗文艺的雅俗分辨与争论,也一直存在。     

叱咤风云的文坛战旅——左联是如何成立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革命文艺的引导、组织和领导,在"左联"的运作下,左翼作家们没有被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所压垮,他们以激昂高歌的姿态、文化斗争的意识和集体活动的方式,彰显了各自的生命风度和文学才情,更坚守了革命理想,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最活跃的力量。他们通过大量的文学创作建构了新文学的刚强风骨,撑起了中国文学的脊梁。这一叱咤风云的文坛战旅当年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成立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追述和研究。     

塞克的人品与文品

塞克(1906——1988),原名陈秉钧,河北霸县人。中国抗战文艺的领军人物。他是剧作家,其剧作《流民三千万》,是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他是表演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表演艺术“体验派”的代表人物;他是诗人,和冼星海、王洛宾、贺绿汀等著名作曲家合作的《救国军歌》等歌曲,在抗战中产生     

笔飞墨舞海峡情——记贵池籍台湾女作家桂文亚

桂文亚的名字对众多的家乡人来说可能还很陌生,但她在台湾不仅是家喻户晓的知名记者和作家,同时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先锋。她在台湾已出版20多本散文、小说和报道文学集,在海峡两岸都拥有众多的读者,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被上海《少年文艺》(月刊)的小读者选为最受欢迎的散文作家。     

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文艺观

在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文艺界特别不能忘怀的是陈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的文艺观,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正确评价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做出的重大贡献.     

胡风事件中何干之幸免被捕

谈到干之与胡风的关系,还要从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那场笔墨官司说起。当时胡风作为党外进步作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先生交往甚深。周扬当时是上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人。1936年,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受到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党内文学工作者的“围攻”。干之知道周扬与胡风的私人关系不好,但始终认为这桩“公案”应作为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分歧来解决。干之时任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党组成员,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