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买办”的形象演变与身份认同研究简

买办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职业群体,尽管其经济地位在从事买办的过程中迅速提高,但其身份和社会形象始终没有得到传统社会的普遍认可。本文的研究重心旨在对买办的形成及形象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置于具体历史脉络中审视其身份认同。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近代中国买办的卑微心理分析

买办在近代中国新式企业活动中一直是一个活跃的也是最富有的群体。但买办一直"耻言身份",他们存在着一种卑微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出身有密切关系。这种心理的给买办们的事业带来极大影响,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论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制度的成熟——兼议买办制度之衰落

20世纪前期,外国资本主义和买办这一对合作伙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逐步将买办的无限保证责任制度、买办的基本职责、买办的职业报酬制度和外商对买办的庇护制度等买办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强化和完善,达到了更好的双赢效果;外商尝试对买办制度进行了局部改良,但不表明买办制度已经衰落,由于中国市场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买办制度此时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买办制度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充分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面临着盛极而衰的命运。     

近代买办研究综述

一个世纪以前,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活跃的一群人可谓买办,但历史上关于买办的记载很少,盖以“食夷利者”为贱之故。关于买办的研究近发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当时买办制度的表象已现①,关于此一制度的利弊与存度引起了工商人士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论,也促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相继有四篇文论发表,即甘作霖（论洋行买办制度之利害）,马寅初（中国买办制）,沙为楷（中国买办制）,溜秋白（上海买办阶级的权威与商民）,可以视为买办研究的发端之作。此后二十年,又有两项综合性研究与两项人物研究问世②。综观民国时期的买…     

汉画像石所见儿童形象分类研究

汉画像石刻画的图像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刻画儿童形象的画像可大致分为历史故事类、生活图景类、生业图景类、神话传说类等。其中历史故事类画像刻画儿童形象较多,此类儿童往往具有一定身份象征意义,对于表达历史故事内容完整性而言不可或缺。观察不同题材汉画像石中的儿童形象,可探析汉代社会的实际生产生活情况和汉代人的精神信仰。     

民国“国都论争”与北京城政治形象的衍化

在民国时期三次“国都论争”中,古都北京的政治形象成为首都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帝制刚被推翻的民国初年,北京虽在政治强力下被定为首都,却被时论普遍定性为“专制巢穴”。20世纪20年代,基于新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主张定都南京与北京的双方围绕北京“专制巢穴”形象的建构与消解展开激烈博弈,结果首都南移。抗战胜利前后,北京虽未迎回首都身份,但论争中曾经的建都劣势却被转化为优势,“历史名都”的正面形象基本取代了“专制巢穴”的负面定位。北京形象的衍化是政局、社会环境、个人思想诸要素叠加影响、演变的结果,是其作为千年古都的独特境遇。     

郑观应与他的家族

郑观应的著作中,除关于那一时代中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外,还有许多关于他的家庭、家族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供我们研究作为儿子、兄长、丈夫和父亲的家族关系、家庭关系的私生活中的郑观应。通过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研究中已有的成功的买办商人、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的积极参与者、创办者和近代著名的改良思想家的郑观应的形象有更全面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以下一些问题：如郑观应未成长为近代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家,     

谈汕头的买办阶层

汕头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倚借不平等条约,豢养了一批忠于他们,为其在潮汕进行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商品的买办。至19世纪80到90年代,已形成“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①的买办社会阶层。这对汕头不能向资本主义正常历史轨道发展,而是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有一定的影响。     

印度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对于四部影片和一部纪录片的简要分析

电影和媒体是反映文化现象的重要渠道,形塑了人们对于政治、文化、历史、身份等各种问题的看法。不过,对于媒体的探讨与分析,必须审慎地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下。本文探讨印度公开放映的几部电影中塑造的华人形象。     

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

明代北京城市居民承担的买办之役有两种,即铺户买办和召商买办,都是由市场交易转化来的。铺户买办始于永乐年间,其后买办的项目和数量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查编行制度。自嘉靖年间开始,随着物料折银的普遍化,内府及各衙门所需物料大多在北京召商买办。但召商很快就变成佥商,成为强迫性的商役。为了减轻铺户的困苦,嘉靖末年将铺户买办改为纳银代役,万历年间又免除了下层铺户的纳银。但时过未久,复令铺户当行买办,反而加重了铺户的经济负担。相较于实物贡赋而言,买办本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方式,但在权力经济的制约下,竟然演变成固定化的徭役,给北京城市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既有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本性,又在政治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既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矛盾,又具有依赖洋人的买办性。他的性格中交织着资本主义性和封建性、买办性的矛盾。考察一下盛宣怀经营汉冶萍公司的过程,可以看出他性格的矛盾性是他经济活动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原因。     

古代小说中的龙宫及信仰文化考述

龙宫原为佛教文化意象,当其以文学意象的身份进入我国古代小说后,成为小说作品中的一个常见文学形象。受时代的小说创作潮流、创作群体以及受众层次变化的影响,唐宋小说与明清小说中龙宫的文化内涵及美学旨趣产生变化。历代小说中龙宫意象即在这种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发展丰富,构建起意蕴深厚的龙宫信仰文化。     

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香山买办

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买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上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多次提及买办的性质特征,将其列为革命的对象,称为买办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因此,买办长期处于被批判、被否定的地位,直至本世纪初出版的不少权威著作,仍持这一观点。例如,认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他们处在投靠、勾结和支持外国资产阶级入侵中国的帮凶者的‘地位’。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之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     

浅议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上海的使用状况

近代上海开埠后,大量外国人来到此地,由于语言不通等障碍,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群体逐渐兴起。初期这些人促使洋泾浜英语的产生,并以之作为与外国人沟通的主要工具。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上海外语人才的增多,洋泾浜英语在买办阶层中的影响力减弱。而另一方面洋泾浜英语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成为这个特殊的华洋杂处社会的一部分。     

《大卫·科波菲尔》中身份焦虑的呈现

身份焦虑这一概念在阿兰德波顿的同名书里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本文结合这一概念来对狄更斯笔下一个重要群体—孤儿进行分析,通过《大卫科波菲尔》中集体的孤儿形象来阐释其身份焦虑问题。     

男女平权抑或性别政治中的革命——清季女性精英身份认同的两种路向及其书写

近年来,女性史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亮点。清季以秋瑾、吕碧城为核心的女性精英身份认同呈现的路向及其书写尤值得考量。近代意义上的才女不仅涉及女性才貌,还关联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的自我定位及其身份认同,这其中涉及女性才貌的社会文化分析。由男女平权转向性别政治中近代女性史学探索还涉及性别话语分析及其社会意义的解读等。而社会文化史框架下的女性史书写关联着书写对象的思想,也涉及论证材料的选择,有其难度。处理思想与材料的勾连,涉及研究对象内在的主体性及其外在形象的客观性的把握,等等。唯有处理好这些关系,女性史书写才能有所前进。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势力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大量侵略特权。为了侵略和统治中国的需要,迫切需要买办势力为其效劳。战前广州中西贸易中的行商、通事、买办、鸦片贩子、丝茶商人等成为早期买办队伍的基干,他们有的随着侵略者的足迹散向各个通商口岸,有的留在广州继续活动,由伍崇耀主持的伍家,就属于后者。     

郑成功“忠”形象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塑造与影响

郑成功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曾率兵抗击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也作为延续南明王朝的重臣同清廷对抗,成为中国乃至东亚世界根据自身历史发展需要而争相塑造的人物之一。在中国,郑成功一直被视为忠臣,然而郑成功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其历经了清初官方"愚忠"和民间"开山祖"的二重构建、到近代"反帝反清"形象的确立、再到新中国成立"保国护土"身份的塑造和转换,最终使其民族英雄的形象在两岸三地传颂。本文以郑成功形象的塑造历史为主线,对其"英雄"形象的脉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无论是"明朝的英雄""清朝的英雄"或是"中国的英雄",其"忠君爱国"的基调已经根植于中华大地,对当今国家的民族统一和海防事业均起到积极作用。     

男王后: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

男王后的故事源于《陈书.韩子高传》,随着时代的变迁,韩子高从历史走进了文学,他的姓氏、身份及人生际遇亦随之改变,一个青年骁将在文人的想象中逐步蜕变为王世贞《艳异编》中的帝王男宠,最后又被王骥德定格为以色事君的男王后。男王后故事的演变不仅形象体现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巨大差别,更折射出晚明男风盛行的社会状况以及男尊女卑性别霸权在男人内部的戏拟与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