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阳贾湖墓葬的统计学初步分析

本工作旨在了解贾湖单人墓随葬品数量与墓主人性别、年龄以及墓葬分期之间的关系。根据墓葬样本的实际情况,本工作使用t-检验、单因素和双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贾湖墓葬随葬品总量与性别无关,但与墓主人的死亡年龄有关,壮年随葬品较丰富。同时,随葬品数量受到性别和死亡年龄的交互影响比较显著,女性少年儿童的随葬品数量最多,男性壮年的随葬品次之。从随葬品的种类上看,除少年儿童组最多外,女性壮年墓葬占有石制品最多;男性壮年墓葬占有骨、牙制品最多。本工作还发现陶器和骨、牙制品的数量在不同时期存在着较显著变化,第二期时骨、牙制品和陶制品的数量较多。本工作认为,女孩随葬品数量较多的情况可能与母系氏族社会重女习俗有关,不同性别的壮年侧重随葬不同质地的物品则可能暗示着贾湖先民们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陶和骨、牙制品在第二期时比较丰富的现象可能与这一时期渔猎采集活动较活跃有关。     

关中西汉中小型墓葬“性别代码”初探

以随葬品共存关系为基础,结合人骨性别鉴定,并利用对子墓、秦墓材料的验证,辨识出关中西汉中小型墓葬中的"性别代码"。认为兵器、工具、砚研、铁杵臼为男性性别代码,纺织用具为女性性别代码。而以往认为是女性专用品的耳珰、手镯可能并不具有性属意义。该研究可为关中西汉墓葬的性别判定,提供更为丰富的依据。在方法上,亦可对缺乏人骨鉴定的"性别代码"研究提供借鉴。     

藏族游牧性别文化研究（英文）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由于女性具有的“特殊智慧”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然,更拥有环保知识。基于青海省兴海县赛什唐村的研究表明,这里的文化景观源于一种“自然的培养”或“空间化的培养”,其深厚的传统山神文化造就男性山神拥有的权力比女性山神更大,代表男性的山脉也比女性的更高,从而形成了当地游牧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知识水平也不如男性的格局,因此,这里的女性牧民并没有像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的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性别知识或亲近自然的能力。相反,男性和女性牧民在维系与山神的关系、搭建黑帐篷、建造土炉、防范野生动物以及在放牧中的经验和技能等方面都均有着各自不同的性别知识和生计策略。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正【推荐理由】如果您正在思考孩子性别塑造的问题,西美尔或许可以给您开启全新的视角。就性别感而言,男性的性别感是一种行为,而女性的性别感则基于自身。除了极少数的领域,我们的文化完全是男性的:在许多语言中,都采用同一个词来称呼人     

《三国史记》的女性书写及文化意涵

《三国史记》为高丽王朝金富轼修撰的朝鲜半岛第一部官修正史,在东北亚古代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编纂虽受中国正史体例的影响,但书中未设后妃、列女传记,女性记事多附于男性记事。按照女性的活动场域,其家庭领域形象为母亲、妻子、女儿,社会公共领域形象为女王、女性巫者、参与政治活动的女性等。金富轼对于女性形象的选取塑造,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内建构,围绕着男性叙事展开,在女子为祸书写意识的指导下,强调女性家庭领域内的作用,对社会领域内的女性活动仅为客观陈述,由此建构起男权社会主导下的性别文化制度。     

从随葬工具的性别关联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性别分工

本文利用二项式分布假设检验方法对黄河流域从裴李岗到大汶口晚期和马厂期男女墓葬中随葬工具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揭示劳动按性别分工的问题。这些墓葬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7000年至2000年之间,正是处于农业生产出现不久后的发展期。根据统计分析,可将随葬工具分为3类:(1)主要由男性使用的工具,(2)主要由女性使用的工具,(3)男女共同使用的工具,其中前两类可视为与性别相关的工具,并计算了每种性别关联型工具在各自遗址或墓地中所占的比例。结果表明,在这一时期中(1)社会劳动中性别分工的增强和细化(性别关联型劳动工具比例的增大和早期一些男女共用型工具晚期转化为主要系男性使用)和(2)男性在社会劳动中优势地位的完全确立(于大汶口晚期在性别关联型工具种类中,主要为男性使用的工具占绝大多数,而主要为女性使用的工具仅留下纺轮一种)。根据这一结果,简单讨论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间问题。     

易装、性别与权力——略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亚马逊女战士”服饰

服饰是社会性别秩序的重要表征,它在性别间制造出区隔,由此也划分出两性各自的价值与职责。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的革命女性身穿男装、手持刀枪,走上街头,争取佩戴武器、参与战事等权利,这是法国女性史上女性第一次正式提出平等的诉求。她们的行为遭致男性革命者的激烈反对和压制。本文从剖析大革命时期"亚马逊女战士"服饰入手,揭示当时女性为争取平等权利所遭遇的困境:革命者认为允许女性身着男装会导致女性寻求更多的权力空间,这无疑有悖于他们心目中自然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两性角色所做的安排。男性竭力维护传统性别秩序的权威性,这是他们压制女性易装诉求的根源。服饰现象中显现的张力实则是两性在权力话语上的对峙。     

族群性别文化与讲述活动——以花莲客家族群讲述人为例

根据2006至2007年期间,于台湾花莲地区客家族群进行的民间文学调查及搜集的资料发现,在花莲地区的客家族群中,男性似比女性更擅长讲述。这样的倾向,一方面或缘于客家族群的经济生产条件、性别权力关系等结构性因素,而使得客家族群的男性可走南闯北,有较女性更丰富的人生阅历、更多元的人际关系,故有较多的口传来源与讲述机会。而相较于男性,客家妇女因须肩负家务劳动与生产劳动的双重责任,不但限缩了女性的生活空间与生存场域,并限制了女性讲述人的讲述活动;另一方面则可能又与在客家族群中,“讲古”的行为容易让人对其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不正经”的联想,由于家庭、宗族或舆论的压力,以及传统社会的族群性别规范,因而影响这些客家女性讲述人的讲述意愿。     

践行性别或消解性别？——酒店女性职业人的性别建构和空间互动

本研究以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为基础,深度访谈37位酒店女性职业人,试图解析女性职业人的性别建构和空间互动问题。研究发现：第一,酒店基层女性员工认为在工作场域中恰当地践行性别是其职业初期不断摸索和协商的重要事项;第二,消解性别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中高层员工面临突破性别定势的困境;第三,到达酒店高层岗位的女性职业人通过家庭场域的消解性别,或弱化家庭和工作场域的性别矛盾而选择回归践行性别。女性职业人对与性别关联的规范和属性进行挑战和改变,诠释了不同空间和职业发展阶段中的性别规训与操演。     

社会性别视阈内的“怡红公子”像

本论依照“女性主义——性别诗学——男性研究”研究路径,分别阐释不同研究立场的性别理论构建和发展,从“贾宝玉”身上窥见性别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贾宝玉”。但这类研究普遍地关注“受难的女性”,从而忽视了男性角色在文本中的价值和作用,或者简单地将男性角色与父权制做对等处理,因此很难全面地揭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性别诗学,可谓是女性主义自我反思的结晶。相对来说,它能更多地考虑到男性角色的文学和社会的功能意义。但这些在男性研究者来看,仍嫌不够,不能全面地解决男性面临的问题。男性研究至今还仅仅停留在社会学领域,不如女性主义那样广泛地与文学批评接触,但笔者认为,其主要理论在“贾宝玉”的性别研究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刘半农与他的那个“她”

稍有英文基础的人都知道,He被译作汉语里的男性第三人称“他”,而She则用以指代女性第三人称“她”。然而,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字都没有对“第三人称”在性别层面上加以区分。     

会展社会影响尺度与独立变量的相关性研究——广交会的实证研究

研究会展社会影响尺度与独立变量的相关性是会展社会影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扩大积极的会展社会影响和控制消极影响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了11个独立变量与会展社会影响尺度的3个公共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独立变量对公共因子的影响有限,只有性别、居住地、居住时间、文化程度、收入和在相关行业工作等6个独立变量与会展社会影响感知显著相关。广交会案例表明:第一,性别方面,女性的个人收益感知强于男性。第二,居住地方面,海珠区居民对广交会社会影响的正面感知最弱,负面感知最强;天河区和广州其他区居民对广交会社会影响的正面感知相对较弱,负面感知相对较强;而越秀区的居民对广交会的正面感知最强,负面感知最弱。第三,在广州居住年限越长的居民对广交会社会影响的感知越消极。第四,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对于广交会社会影响的感知越消极;第五,收入方面,居民月均实际收入越高,对个人收益感知越弱;第六,在相关行业工作的居民的个人收益感知比不在相关行业内工作的居民感知更强烈。     

刘半农与他的那个"她"

稍有英文基础的人都知道,He被译作汉语里的男性第三人称“他”,而She则用以指代女性第三人称“她”。然而,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字都没有对“第三人称”在性别层面上加以区分。     

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相关问题探讨

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共发现139座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根据随葬品的数量差异,可分为三个等级。在前人的分期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时期墓葬的等级分布、墓主性别和墓均随葬品数量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梁王城遗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出现了具有分层社会特征的社会分化现象,但明确的社会阶级尚未形成;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已经出现,但男性和女性的性比存在异常,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     

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

已有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历史,中国女性在中共早期建党史中被完全隐形,这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与活跃程度明显不符,主要依靠回忆和口述建构起来的中共早期建党史充满着社会性别化的记忆,这些记忆需要被重新发掘和重新解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通过对相关回忆录、口述访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叙事分析方法,利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左翼妇女的记忆和叙事来对党史展开微观的研究,期望能够填补党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岭南商周时期埋葬习俗的若干问题

本文根据广东佛山河宕、深圳屋背岭和博罗横岭山三处墓葬材料中反映埋葬习俗的特殊现象,尝试探讨岭南商周时期的性别差异、社会分工差异、两性地位及等级制度、社会组织等相关问题。研究表明,商周时期岭南墓葬中存在着用石锛与纺轮、砺石与纺轮标示墓主人性别的埋葬习俗,折射出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倾向,即石器加工制造及作战等活动主要由男性承担,纺织等活动主要由女性从事。横岭山墓葬已明确显示存在社会等级制度,且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横岭山一期,即商周之际。男女两性的地位在横岭山一、三期大致势均力敌,到四期,男性的地位已超过女性。家族组织在商代已存在,到周代在生产分工方面发挥了作用,呈现出家族分工的倾向。     

从宗教看古罗马社会的性别关系

本文从社会性别和阶级等不同的视角对古罗马宗教中的性别关系以及古罗马妇女的宗教地位作了探讨 ,指出在以家长制为重要文化特征的古罗马社会中 ,男性主宰着宗教世界。不过 ,由于女性在生育等方面的作用 ,她们仍然被包括在宗教领域之中 ,她们的祭祀活动也是古罗马宗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维斯塔女祭司、朱庇特女祭司和西比尔女预言家等在古罗马宗教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 ,女性的宗教活动主要与生育、贞洁相联系 ,这体现了在父权制社会中 ,男性对女性的角色期望。由于阶级、家庭等身份和婚姻状况的不同 ,古罗马女性不同群体的宗教地位也有较大差别。     

性别差异视角下的旅华游客目的地意象认知分析——以长三角为例

本文基于社会性别理论,以2008年长三角地区旅华游客调研数据为依据,对不同性别旅华游客的旅游地意象认知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旅华游客对长三角地区的人居环境认知比旅游环境认知评价高,其中,男性对人居环境认知的评价高于女性,女性对旅游环境认知的评价高于男性;人口统计特征对男性出游率及其旅游目的地人居环境认知影响较大,就女性而言,仅对其出游率有影响,而对旅游目的地意象认知评价没有显著影响。     

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

一、性别考古学概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学进展中,一项新兴的探索领域是性别考古学(genderarchaeology )。其要旨是从性别研究来进行社会考古学的研究,并对考古学中主要侧重男性的作用和忽视女性的倾向进行纠偏。这项研究并非限于     

提高“妇女代表比例”的对策建议

提高“妇女代表比例”是促进男女平等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由于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女性因长期性别分工造成的能力和素质上与男性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级人大“妇女代表比例”一直偏低。为此,国家应努力营造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并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促进男女平等发展,为妇女充分参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