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满族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来。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论证了满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后出现的重新分化、辗转迁徒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宗族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正是始终重视组成分权共治领导核心的努尔哈赤,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八旗组织的形式,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黑龙江省宁安市出土女真文残碑考释

2014年5月5日,黑龙江省宁安市建设村出土一块刻有女真文的石质残碑。在此就残碑出土具体情况、地理环境、碑文及其内容等进行了初步阐释,希望以此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对该残碑作进一步研究,还原该碑所反映的那段历史。     

试论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上)

隋唐时的靺鞨人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开始逐步形成宗族部族组织;之所以被称为靺鞨,是源自其社会林立的宗族组织谋克。女真人作为靺鞨人的后裔,以几十个富强的宗族谋克为核心组成几十个部族。这些宗族部族社会组织在形成古代民族并建立起国家之后,便转化为猛安谋克国家组织。长期以宗族谋克为本位的女真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宗族文化,并渗透到女真社会的各个方面。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壮族刑事习惯法的辩证思考

壮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繁衍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且具特色的民族习惯法体系,这其中的刑事习惯法在该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是我们研究、评价、继承壮族习惯法的重要方面。     

哈尼族习惯法评述

哈尼族,对天存有最高的敬畏,将"天规"作为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禁忌是哈尼族习惯法的重要来源之一。习惯法有着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哈尼族习惯法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反映了他们背后的文化冲突——神权至上与人权至上的文化冲突。对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要采取尊重的态度。     

明代女真部族社会中“两头政长”制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明代女真部族社会中,广泛存在"两头政长"制,即一部之中同时存在着两位权力基本相等的首领。明前期女真社会中的"两头政长"制套上了明代卫所制的光环,常表现为女真卫所中有两位主要官员。明后期则多表现为一部之中有两王(贝勒)。"两头政长"多是由同一家族的男性成员担任,且其大多"分部别居"。"两头政长"制的存在便于部族迁徙和分族;其明显的军事色彩,适应女真社会战争频繁的状况。同时,"两头政长"制是一种特殊的世袭制度。明代女真的"两头政长"制随着后金国家的建立、君主集权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衰亡。     

壮族习惯法初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法律的形成经历了由习惯变为习惯法再发展成为成法的长期过程。最初的法律规范大都是由习惯演变而来的,统治在对习惯进行了一定的选择之后,将习惯上升为普遍遵守的规范,并赋予国家强制力,这时的习惯就具有了法律性质,统称为习惯法,因此,习惯法可以看作是法律的最初级形式。在社会生活进一步变化,习惯法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国家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新的规则,这些由国家有意识地制定出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施行的普遍性规则就是今天的成法律。     

辽代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研究

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由石烈、抹里和瓦里三种基层单位构成,属于“部族”组织,而非“帐族”组织,有相对固定的驻牧地,不追随辽帝捺钵。在辽朝中期以前,辽帝通过建立隶属于斡鲁朵的石烈和抹里组织,削弱契丹部族势力。在辽朝中期以后,受到自然环境恶化和契丹部族势力式微等因素的影响,斡鲁朵内的石烈和抹里组织逐渐被迁离“契丹故地”,转向对奚人的镇戍。瓦里是由契丹贵族罪犯组成的基层组织,是辽帝削弱契丹贵族势力的工具。瓦里的分布地与契丹“分地”的继承制度有关。     

从弥散型宗族到点缀型宗族——以浙江省福佑村鲍氏宗族为例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由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宗族文化经历了由崇高到世俗,由实体到象征的变化,宗族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这种变化,概括地说,是由一种弥散型的宗族转变为点缀型的宗族。这种类型归纳的意义在于,对于具有弥散性的点缀宗族我们可以通过宗族意识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村落意识。而对于纯粹的点缀型宗族,则要防止潜在的宗族力量变为显性的社会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借鉴WTO原则改造农村宗族组织

农村宗族组织是农民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我组织形式,对其不能采取简单取缔方式.农村宗族势力并非只是阻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一组织形式在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发挥了正式组织所不能替代的重要功能.本文认为,对之必须从制度设计上使家族的负面影响得到有效控制,建议借鉴WTO原则将乡村宗族势力改造成符合法律规定的利益集团.     

失落的流浪部族

印度流浪部族的8000万人正被两股力量撕扯——他们一面恪守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一面在现代社会中被揭去身份的标签。 住在屋顶下对于蓬克蒂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她是拉贾斯坦邦一个牧羊人的女儿。家里的男人至今仍守着他们的牲畜．睡在浩瀚的夜空下。     

黄帝部族活动的北线地域

黄帝部族是新石器时代活动于中原地区的主要部落族团,这一族团的历史创造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向文明方向发展。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该部族历代的迁徙路线已较为明确,并且其活动的北线地域很可能在今北京附近的燕山山脉南麓一带。     

《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一书的前言

前言概述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并对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特别是对国家形成之后是否地缘关系就完全代替了血缘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试论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下)

原文分上、中、下三次发表四个论题：“上”为第一个论题,即生女真人在建国前后的宗族部族组织,发表在本刊第一期;“中”为第二个论题,即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活动,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下”为第三和四个论题,即本文要论述的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机制和女真人的汉化是其宗族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机制包括浓厚的宗族思想意识、宗族权力的世选制传承方式、宗族民主集中制（宗族勃极烈制与宗族军事民主制）和宗族接续婚等。这些宗族文化及其机制与产生儒家文化的夏、商、周的宗族文化及其机制大同小异,因而女真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所以女真人的汉化是其宗族文化的必然归宿。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     

从出土汉简看汉代羌族部族

羌族是自古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羌的部族构成比较复杂,史书上对其有所记载。20世纪出土的汉简中有一些关于羌族的简文,丰富了我们对汉代羌族的认识。特别是其中所反映的羌人部族,有的史有所载,有助于我们对相关历史的认识;有的为过去所未见,可以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汉简中有关羌人部族的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从程氏家族续谱建祠看当前农村宗族复兴

我国是个宗族传统浓厚的国度,近代以来,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并走向衰落。但自改革开放后,宗族出现"回潮"现象。本文基于对江西省T县程氏宗族续谱建祠的个案调查及剖析,探讨在当代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经历剧烈变迁的宏阔背景下宗族复兴的原因。最后提出当前的宗族复兴不是对传统宗族的复制,表现出"新宗族"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