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与大历史

“碎片化”是否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这恐怕需要具体的实证说明。比如,这个问题在中国是由谁提出的？谁在提倡碎片化？谁在反对碎片化？各要达到怎样的效果？什么样的研究是碎片化？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占据怎样的比例？别的不说,《近代史研究》中有没有,     

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

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繁荣发展,但不足也日渐显露。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更备受关注。在这里,笔者愿申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大家。 一、区分两种“碎片化” 以往学界前辈常会这样提醒后进：“研究问题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题目,不能搞得太细太碎了。”那时没有“碎片化”这个概念。所谓“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由西方引入的。     

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社会史更被人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突出的领域。针对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④这就是说,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借《近代史研究》组织讨论“碎片化”问题之机,笔者愿就此观点再做进一步的申论。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

史学“碎片化”的讨论,西方学界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门批判碎片化历史学的著作。与之相比,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呼声是近几年才凸显的事情,但大有柳絮纷飞、越吵越热乃至史坛尽说碎片化的景象。窃以为,不管是否如此严重,这种热议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从而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从已有的议论来看,     

“碎片化”是个问题吗？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复兴后不久,“碎片化”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检视社会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探讨,大致有以下4种看法：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与操作方法,以致概念不清,含义不明;学科归属不易确定和研究对象宽泛、庞杂;选题狭窄、研究取向和具体内容零碎;与当前的学风浮躁、成果评价以及人才培养机制有关。我们认为,尽管“碎片化”问题其来有自,并且似乎凿凿有据,但细细推敲起来,却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

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问,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滔滔主流。     

稀有姓氏的死与生

“死”、“骂”、“难”都是姓氏,“你”、“我”、“他”亦是姓氏,不过它们和许多古老姓氏一样,大都消失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使用过的姓氏有两万多,但今天专家的研究结果只有7000多,而其中亦有不少姓氏已经或正在变得稀有。稀有姓氏会死吗？与此同时,在我们身边,又有一些崭新的姓氏诞生出来,也相当稀有。姓氏,不只是古老的文化,足否也会成为当代的新文化？     

“抗战戏剧”与“戏剧抗战”刍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感

“抗战戏剧”,顾名思义,就是以抗日战争的题材用戏剧的形式去演出、去表演。那么,“戏剧抗战”又是什么呢？有人说“戏剧抗战”是“抗战戏剧”的变种,也有人说“抗战戏剧”和“戏剧抗战”是同胞孪生姊妹。其实无论“戏剧抗战”还是“抗战戏剧”,都是名词的展现。但它们却有着相互依赖又相互拆斥的关系。笔者试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供广大同仁探讨。     

不必担忧“碎片化”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陛,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     

“钱神”诞生记

编辑们坐在一起侃“钱神”的时候,最热的话题是“提问题”。不是有人说嘛,会提问题才会有创意。说起跟钱有关的问题,大家都有兴趣：“钱神”跟“财神”谁厉害？姓钱的跟“钱”啥关系？问题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既不是赵公明,又不是关公,那“钱神”长啥样儿？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开展国史研究

国史研究是党领导的社会科学事业 ,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 ,就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结合党的历史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提出的 ,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解决好国史研究的重点问题 ,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国史、撰写国史 ,真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解决好国史研究中是非判断的标准问题 ,国史的主流是成就是经验 ,国史研究的重点也只能是建国以后的成就和经验。国史研究要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 ,这是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也是国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反思教育之“新”的四个问题

曾在2011年一个题为“面向未来”的全国教育论坛上,我应邀作了发言,我的题目是,“未来：将面向优秀的传统”。这是我对未来的理解、包括对教育未来的理解;这是我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包括对教育发展趋势的把握。不久前,在北京参加了一次”新学校”论坛,应邀我作了”新学校试验的启示”的演讲。提出了一个问题：“新学校”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无论新学校也好,新教育也罢,必须思考、回答教育的重大问题,而教育形式、技巧、方法、手段等的变革是次要的。今天的教育,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我们在“新教育”、“新学校”中认真梳理。必须明白,我们正在向何处去？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关头？     

关于考古出土的“摇钱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笔者曾发表《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摇钱树”探析》长文,对考古研究中的“摇钱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撮其要点再补论之,盼方家指正。     

住宿为何用“下”榻

客人寄宿往往称为“下榻”,但“下”总是有离开的意思,为什么不叫“上”榻呢？其实这个说法的背后是有故事的。     

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中西比较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属于"碎片化"现象,其定义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该如何看待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深化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碎片化"问题的中西方比较来从中找出其根源,进而才能正确看待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溺器“虎子”之后，当称“马子”！

2002年12月13日的《中国文物报》,刊载了容达贤先生《青瓷“虎子”用途问题的再研究》一文。文章以丰富文献资料与文物实体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虎子’的器物造型特征和2000多年来相关器物的传统实际使用情况考察,将其用途定为溺器是合乎实际的。”考证的方法是正确的;得出的结论更是可信的。不过,也就是在这篇美文里,留下     

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国统会”与“国统纲领”

近来有关陈水扁“废统”的新闻非常多。到底什么是“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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