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

“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理解”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     

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社会史更被人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突出的领域。针对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④这就是说,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借《近代史研究》组织讨论“碎片化”问题之机,笔者愿就此观点再做进一步的申论。     

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

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繁荣发展,但不足也日渐显露。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更备受关注。在这里,笔者愿申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大家。 一、区分两种“碎片化” 以往学界前辈常会这样提醒后进：“研究问题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题目,不能搞得太细太碎了。”那时没有“碎片化”这个概念。所谓“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由西方引入的。     

“碎片化”是个问题吗？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复兴后不久,“碎片化”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检视社会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探讨,大致有以下4种看法：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与操作方法,以致概念不清,含义不明;学科归属不易确定和研究对象宽泛、庞杂;选题狭窄、研究取向和具体内容零碎;与当前的学风浮躁、成果评价以及人才培养机制有关。我们认为,尽管“碎片化”问题其来有自,并且似乎凿凿有据,但细细推敲起来,却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     

“中医”的“中”字不是“中国”之义

姚广孝这样一位僧人政治家,不可能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而他之所以和朱棣相处得很融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就越要低调;越成功,就越要收敛。往往升得越高,也会跌得越惨。     

个体生命与大历史

“碎片化”是否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这恐怕需要具体的实证说明。比如,这个问题在中国是由谁提出的？谁在提倡碎片化？谁在反对碎片化？各要达到怎样的效果？什么样的研究是碎片化？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占据怎样的比例？别的不说,《近代史研究》中有没有,     

古代公务员考勤管得严

“上班点卯”的由来 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下班,不得有迟到早退、缺勤等行为,这是古代做官的基本原则之一。古代官员的工作时间与现在“朝九晚五”的八小时下作制不同,整体来说是上班上得早,下班也下得早。早在两千年前的《诗经·齐风·鸡鸣》中就记载了一则故事,妻子早晨催丈夫起床上班说：“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所以按时上班就需要很早就起来准备,由此可见,从春秋起,古人就有了“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型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于是就有了“上班点卯”的说法。     

“第七次革命”:政府机构改革进展态势及问题

从建国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的机构改革有六次 ,加上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共七次。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从 1 998年开始 ,舆论称之为“第七次革命”。总起来看 ,以前的六次行政机构改革尽管力度各不相同 ,裁员、缩编和机构撤并情况不大一样 ,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那些改革不是旨在通过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来达到调整行政机构整体功能和职能的过程 ,而仅仅停留在对机构和人员数量的简单减少上 ,人们称之为“机械式”改革。因为没有改革政府运行机制和职能 ,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和“越精简越膨胀”的逆向恶性循环现象     

『中国』含义的变迁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但古代所有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又都以中国为通称。实际上中国这个名称早在先秦时期的周武王、周成王时就已经出现,但指的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尚书-梓材》中有对周成王的追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说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其“中国”显然是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

一、百越先民航海、舟船的探索 在中原、“中国”华夏人文视野中,“四方”边缘的东南“岛夷”、“百越”以“善于用舟”而著称。《尚书·禹贡》语：“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淮南子·主术训》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黔舟而浮于江湖”;《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

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问,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滔滔主流。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文学是该热一热了

十月,天气渐凉,已是“红藕香残玉簟秋”的季节了。但是,突然问却热了起来。是什么在热呢？天气并没有明显变化。原来是“莫言热”席卷大地、“文学热”席卷大地、“文化热”席卷大地。这都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引发的热浪。     

干部不是“铁饭碗”

我厂有1800多职工,干部竟有200多人。其中科级以上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0％。干部多,特别是领导干部多,人浮于事现象非常严重。可是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只要已经提为干部,就永远是干部。不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编者注）上来的也好,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怀旧与想象——管窥近年来文学创作中的“上海热”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华人世界再掀“张爱玲热”,并且从“张爱玲热”扩展到“上海热”。从表面上看,近年来文学创作中的“上海热”,热的是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老上海的文化及其魅力,实际上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之痛与重写历史、建构想象过程之难。     

不必担忧“碎片化”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陛,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     

钱神灵不灵

推出“钱神”专题,似乎是在向充满铜臭味的钱顶礼膜拜。在人信眼里,钱似乎是个贬义词,总是被批判的对象。比如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见钱眼开”、“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事实上,如果客观地看问题,“见钱眼开”与“有钱能使鬼推磨”从词义上就已经说明了钱的非同寻常。     

稀有姓氏的死与生

“死”、“骂”、“难”都是姓氏,“你”、“我”、“他”亦是姓氏,不过它们和许多古老姓氏一样,大都消失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使用过的姓氏有两万多,但今天专家的研究结果只有7000多,而其中亦有不少姓氏已经或正在变得稀有。稀有姓氏会死吗？与此同时,在我们身边,又有一些崭新的姓氏诞生出来,也相当稀有。姓氏,不只是古老的文化,足否也会成为当代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