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梁启超在 1 90 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 ,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 1 92 9年为例 ,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 ,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 ,“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 ;但是另一方面 ,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 ,并一直延续至今。     

“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

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很多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命”、“新史学”之先声。     

政治批判与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宾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

1902年,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划时代的思想巨著《新史学》。他高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宣告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诞生。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0年之后,另一部同名的史学名著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问世,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宾逊。在这部《新史学》中,也提出要以新史学来取代旧史学,从此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史学”学派。又一个10年过去,美国的这部《新史学》经留美归来的中     

《荀子》零诂

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梁启雄《荀子简释》:“分,疑本字之讹.”今按,梁说不察《荀》书同例.“《荀子》全书大恉,胥归于礼”,而“荀子谓礼之意义,一言以蔽之,曰“分”.其意义与作用,在建设一种分的制度,使其各守所分而不相逾越侵犯也”.(请参阅罗根泽《荀子礼论通释》,刊《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分”既用来作为治国之制,所以,《荀》书有时便把“分”作为制的同义语.如,《荣辱》;“所谓大分,也就是重要准则.《荣辱》:“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     

读《晋书·载记》

(一)“载记”和“世家”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130卷,叙述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公元265——420年)的两晋历史。其中“载记”30卷,专门叙述与两晋约略同时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北中国建立的割据政权的史实。“载记”这一名称,最早出自班固之手。《后汉书·班固传》云:“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新市、平林首领刘玄、西南割据者公孙述等,都曾在东、西汉交替之际建号称帝;东汉统治者既以汉王朝正统自居,于是在撰写历史时别创一目,用“载记”来叙述这些他们认为是“僭伪”的人物,以区别于“列传”。嗣后,《东观汉记》就正式在“载记”例目之下叙述平林、下江事迹(刘知几:《史通》“题目”篇。今按,《东观汉记》自唐以来失传。后之传本乃清人辑自《永乐大典》等书,其中置刘玄以下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

一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的提出 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初年的十几年中,也就是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发了重大变化,历史发展的节奏加快了,历史学的近代化历程也加快了步伐。史学上有一件轶事,对于说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有启发的。这件轶事是——当黄遵宪在驻英使馆任职时,薛福成在驻法使馆任职行将期满归国,这时黄遵宪把《日本国志》寄到巴黎,请薛作序,并致意云:“方今研史例而又谙于外国形势者,无逾先生,愿得一言以自壮。”薛乃为之序,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序文称赞《日本国志》是一部“奇作”,“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序文论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形势和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时说:“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 “富强之机,转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世说新语》与《晋书》对东晋道佛二教的不同书写论曲笔

《晋书》与《世说新语》是研究东晋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东晋道佛二教并盛,而《晋书》与《世说新语》各有侧重。《世说新语》崇佛抑道,《晋书》崇道抑佛,其直接原因在于其书写者心目中二教有优劣之分。其淡化或湮没的一方,可以命名为"第二教"。这是另一种"曲笔"。这种现象存在的深层背景在于传统书写中独立的史料意识的缺失,而独立的史料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向现代转型的首重之事。正视第二教缺席的现象,也能给历史研究诸多有益的启示。     

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正>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1)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2)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以人类学、法学为代表的其他学科纷纷进入史学和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的冲击 ,中国史学原有的理论和叙述模式遭遇重大挑战。如何应对这种冲击和走出《新史学》的窠臼 ,成为摆在中国历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2 0 0 2年 8月 2 1日至 2 3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 0 0周年学术研讨会” ,近 4 0位与会学者来自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 9个不同学科领域 ,这是人…     

论萧一山的史学成就与特色

萧一山为我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穷毕生精力完成了一部 40 0万字的巨著———《清代通史》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创见 ,搜集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太平天国史料 ;提倡用“博”、“约”、“通”三步骤研究历史。萧一山的史学思想和实践具有文化理想、民族主义、经世之志三大特色。他是民国史学界不偏于疑古、考古、释古而三者并重的史学家。     

关于孙中山的几次讨袁檄文和宣言辨析——订正《第二次讨袁宣言》的传讹

孙中山先生一共发表过几次讨袁宣言?现世间流传的解释,多有差谬。特别是对1916年5月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其何以称为“第二次”?许多论著作了错误的阐释。别者不计,单看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作了如下阐释:“1916年5月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讨伐袁世凯的宣言。以1913年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为第一次讨袁,故称是役为第二次讨袁。……”按这个解释,似乎并无“第一次讨袁宣言”,而仅有第一次讨袁之役;《第二次讨袁宣言》之称为“第二次”,是因为     

《诗》诂杂俎

余治《诗经》偶有所得,现录以呈上,聊供好此者一览并同为探究。 一、《东山》作者辨议。 《诗经·东山》一诗的作者,历来众说不一,《诗序》谓“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郑笺》、《孔疏》至清代一些说诗者都从此说。对比,王先谦、崔述提出了异议。《诗三家义集疏》纠正了《诗序》的说法,认为“代归士述室家想望之情,大夫不能如此立言也。”《丰镐考信录》说:“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然而现当代的说《诗》者,不     

读《史记·孟荀列传》

《孟荀列传》历来被认为是《史记》中疑义较多之文。第一,以“孟荀”名篇而孟荀事迹极简略;第二,《自序》所述作意为“猎儒墨之异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事兴衰”,孟轲是儒家嫡宗,被尊为“亚圣”,荀卿以“大儒”自负,韩愈亦以为“大纯而小疵”,何以列之于“儒墨之异文”?第三,《自序》“明礼之统纪”为要旨,篇首于“利诚乱之始”发无限感慨,而篇中甚少谈及“礼义”及“兴衰”者,是原作即疏漏或传写有讹脱?衡之以一般文章常规,这些问题也都切中要害。但是,天下文章本无常法常轨,唯以达情抒旨为上。其见愈深,其旨愈远,则其文愈“微而显,续而绝,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孟荀列传》正是这种文章,“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见以究其大旨之所归乎?”（引自吕祖谦《大事记》）欲究《孟荀列传》之大旨,必须先明确司马迁的身世和思想观点上的一些特征。第一,司马迁不仅有深厚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世序天地……喜生谈、谈生太史公”。《太史公自序》一开始就以峥嵘之笔叙述了时历千祀“世序天地”的家谱。紧接着又以顺流之势写其父司马谈“无忝     

注释小议

因为教学需要,自己曾对部分中国历史文选进行注释,实践中深知此项工作之艰难。所幸近年来出版这类选本的逐渐多了起来,且有不少出自名家高手之笔,这对于我们同行来说,无疑是丰富的精神食粮。 广泛搜集有关资料,加以比较、取舍,从中引出合乎作者原意的注释,这是一个较高的要求。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有时感到众说纷纭,理不出头绪。例如对《诗经·豳风·七月》中的“窍窒”,古往今来,注释甚多。《毛传》:“穹,穷;窒,塞”,《正义》:“言穷尽塞其窟穴也”。《通释》:“《诗》以‘穹窒’与‘熏鼠’及下‘塞向’、‘瑾户’四者相对成文。穹,穷也;穷,治也,尽也。穹,谓除治之尽也”。《集传》:“穹,空隙也……室中空隙者塞之”。以上是古人的注释。在现代一些选本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简要言之,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我与《史学月刊》——铭记、感激、祝愿、期望

当我手捧着大16开装帧朴素美观的《史学月刊》时,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阅读薄薄的《新史学通讯》时的情景。那时全国历史学刊物寥若晨星,仅有《新史学通讯》和天津《历史教学》,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有《历史研究》的创办。到后来也只有《安徽史学通讯》、《光明日报·史学》专栏等。而《文史哲》、《新建设》、     

王筠《毛诗重言》述评

清儒王筠的《毛诗重言》是第一部系统专门整理与分析《诗经》重言的专著。该书体现的语言学思想主要有：第一,突破字形限制,采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重言与联绵词关系的再认识;第二,对“或体”“分别文”“累增字”等的看法。《毛诗重言》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对《毛诗》的重言的共时与历时研究有借鉴意义;第二,突破文字的局限,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方法;第三,下篇“单字即同重言者”有开创之功;第四,对《毛传》、《说文》中有疑议之处有所阐发。其局限在于：第一,拘泥于《说文》;第二,词义分析与重言分类有所不足。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