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

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滔滔主流。但是,泰坦尼克沉没了,并不代表主宰大海的就该是小舢板,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

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的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宏观研究也可以叫作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对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但宏观与微观都是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史来说,区域研究为微观;而对于某一省区来说,县以下的乡镇村落又属微观。再则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亦有宏观,相互交织,实际上很难截然区分。     

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

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繁荣发展,但不足也日渐显露。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更备受关注。在这里,笔者愿申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大家。 一、区分两种“碎片化” 以往学界前辈常会这样提醒后进：“研究问题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题目,不能搞得太细太碎了。”那时没有“碎片化”这个概念。所谓“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由西方引入的。     

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中西比较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属于"碎片化"现象,其定义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该如何看待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深化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碎片化"问题的中西方比较来从中找出其根源,进而才能正确看待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

4月3日至4日,本刊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华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来新夏、魏宏运、张国刚、冯承柏、罗澍伟、陈振江、刘泽华、王永祥、李剑鸣、胡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二）从文化认同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民族”的概念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与此相关联,“民族主义”也同样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界定的概念。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存与发展之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更是有着自身不尽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本人拟从“化认同”的特殊视角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复杂性问题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方家与同道。     

“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

“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理解”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     

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研究不被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著述出版。到1928年,通过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由斯而发,罗家伦明确提出了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的特点作出总结,知人论世,可以窥见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十一五”期间的世界近代史研究

若干综合课题的研究“十一五”期间世界近代史领域成果丰富,由于许多成果分属于地区、国别史范围,所以此处仅对一些跨地区,甚至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进行总结。大国兴衰问题在近几年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其背景是中国快速走向世界,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国际作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齐世荣领衔主编的几种书,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下）——重视中西史学比较中的社会学视野问题

中西史学比较,大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中西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问题,无论是具有可比性的一般的历史过程,还是与这些过程密切相连的理论问题;其二是中西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本所谈到的即是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应该说明的是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的内容。     

聚焦学术热点 推动史学创新——“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与理论前沿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聚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热点,推动理论创新,促进近代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与文化史研究室、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史学月刊》编辑部于2014年8月25日至27日在河南大学联合主办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与理论前沿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20多所科研机构、国内高校以及《安徽史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的4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理     

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社会史更被人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突出的领域。针对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④这就是说,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借《近代史研究》组织讨论“碎片化”问题之机,笔者愿就此观点再做进一步的申论。     

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

过去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一元走向多元,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系统性缺失的严重缺陷,即便是比较优秀的中国近代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学者在追求对历史个案精深研究的同时,相对忽略了综合性认知对于近代史著作编纂的重要性。另外,对西方现代理论、方法的浅尝辄止,见异思迁,也有以致之。     

“碎片化”是个问题吗？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复兴后不久,“碎片化”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检视社会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探讨,大致有以下4种看法：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与操作方法,以致概念不清,含义不明;学科归属不易确定和研究对象宽泛、庞杂;选题狭窄、研究取向和具体内容零碎;与当前的学风浮躁、成果评价以及人才培养机制有关。我们认为,尽管“碎片化”问题其来有自,并且似乎凿凿有据,但细细推敲起来,却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     

也说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登了朱宗震先生的文章《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此文针对房德邻先生的《评“‘假如’史学”》及王也扬先生的《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两文而发。三位先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他们的观点既有交锋,也有共识。受三位先生的启发,笔者作为后学末进,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一点谫陋思考,请方家指正。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笔谈——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编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