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 ,这具体反映在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缺失 ,恰恰说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终究只是一场“半新半旧”的学术变革。     

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与章太炎

胡适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章太炎是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整理“国故”,并率先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他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以佛教唯识宗为参照,运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评述,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的先驱。胡适则是在章太炎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创导人,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整理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后继者。他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以     

民初国学研究中“科学”范式的变迁——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中国"科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晚清自日本输入后,就作为学术名词与传统学术的改造相伴相生。新文化运动时期,留美学生输入整体性"科学"概念,"科学"开始从一个宽泛的,以分科为特征的学术体系,向整体性的,以"科学方法和精神"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转换,由此催生国学研究范式从"保存国粹"向"整理国故"过渡。两种范式之异点在于评判固有学术的价值标准发生转换,但于过渡之中亦可见晚清以来学术转型的内在统一性:学术改造以分科治学为起点,以"科学"为归属,注定这是一个与传统"分",与西学"合"的总体走向;近代学人大多是借用"科学"作为概念工具,试图在分科体系内妥善安置中西新旧,调和的主张一脉相承。     

“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之学的省思

近代以来,新文化派推动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质疑老辈学人学术。他们以方法和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老辈学人宋育仁则提出"述文化于史",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其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但若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梳理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则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径,又能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哲学和“美术”——王国维文艺批评中的康德哲学传统

清季民初的中国像是被一种魔力突然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乱世潜流中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人,他们生存于古今中西的文化语境中,堪称通儒硕学,令人想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九一八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兴起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认为那种为了"捉妖""打鬼"的"整理国故",不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于是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弘扬,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建设民族新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九·一八"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热潮。如果说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则是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服从或服务于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需要。当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除了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外,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对边疆史地研究。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张尔田对考据学的批评——兼论其与王国维的互动

近代中国,遭逢世变。张尔田蒿目时艰,继承实斋余绪,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阐发经史典籍之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回溯清代学术,批评考据之学流于饾饤,忽视义理,致使传统学术难以焕发活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等人高唱"整理国故",用清代朴学比附近代西洋科学方法。张尔田认为此乃否定中国传统的自身价值,会导致传统"古董化"。王国维与张尔田曾往来频繁,目睹王国维被新派学人争相推崇,张尔田担心他会与胡适等人殊途同归。然王国维辛亥以后,对儒家伦理持之甚坚,这一点与张尔田立场一致。二人虽在学风上各有特色,但基本价值观则并无不同。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梁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所谓存异,即在于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的存异有所见也有所蔽,须作整体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梁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20世纪前 30年间 ,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竞争进程 ,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文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出学术的部分 ,首先检讨论争双方的观念本身 ,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 ,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 ,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苏门蜀学”学术综论

“苏门蜀学”通过“文与道俱”以塑其本;“尊经重史”以正其心;“兼收各家”以成其融。本研究通过对“苏门蜀学”的“文道观”、“经史观”、“禅道”、“杂学”的综述,从多个侧面呈现“苏门蜀学”的学术面貌。     

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20世纪前30年间,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竞争进程,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出学术的部分,首先检讨论争双方的观念本身,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     

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

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四十多年来,成绩令人瞩目。与此同时,日益突出的新老问题,比如近代社会史的贯通性问题、思想理论缺失问题、宏观研究不足问题、区域的代表性问题、脱离时代中心话题的问题,以及过度恋慕地方文献的问题等,正在成为困囿社会史继续前进的桎梏,应当引起学界重视。当前社会史处在与时代同步伐的关键节点上,从事近代社会史的学人十分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 ,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 ,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变了态度 ,越来越从破坏的角度诠释整理国故。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活动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 1 92 3年和 1 92 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两组相关文章 ,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 ,后者却主张推翻国学。这一态度逆转与世风密切关联 ,许多新派学者正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 ,为划清与“旧派”的界线而走上反对自己前期主张之路。     

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陈寅恪

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从“五·四”运动爆发到抗日战争开始的20年间,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说,历史学的进展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首先是由于19世纪末以来,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新史料,例如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写本、明清档案等,为研究者大显身手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其次是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与整个社会一样,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重要转折点,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欧美各种史学流派以及国外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开阔了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他们力图摆脱传统史学思想及方法的束缚,参考近代的科学方法来重新整理国故。陈寅恪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