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易文化推向世界的思考

以周易文化为源头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周易文化产生于中国,但它早已属于世界。其发展是“中国之易学”、“亚洲之易学”和“世界之易学”。在秦汉时期《周易》随着儒学的外传而开始走出中国,自唐代以来则成为亚洲邻国知识分子研习的经典,到明清之际又从欧亚大陆的东端走向它的西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易学通过文化融合而奉献给世界。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认为,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而又相对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产生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文化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资本,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政治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     

从“讲台”到“讲坛”

而到了当代，大众文化广泛流行，以传授正统文化思想的口耳相传式的“讲台”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同时又由于大众传媒的广泛介入，以解读经典为主要目的的“百家讲坛”应运而生。     

梁漱溟先生之中国民主化进程理论探析

梁漱溟先生（1893-1988）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学术思想与社会活动在海内外皆有一定影响。美国学者艾恺（Guy Alitto）称梁为“最后一个儒家”,梁氏哲嗣梁培宽许之为“文化中国的象征”,台湾学者韦政通称梁氏为“一个为思想而思考的儒者”,梁先生本人亦以“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自况。     

菊花与刀：近代日本的同盟政策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在其剖析日本人的经典著作《菊花与刀》里有这么一段描述：“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看来,不论是象征和平美好的“菊花”,还是象征杀戮的“刀”,无非都是用来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不同手段而已。     

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过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有夏以来的中国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存在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表层可以看出,这个历史趋势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即从所谓的龙山时代奠基下来的[1]。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运动大势,严文明高度概括为“多元一体”,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东亚地区内部各地史前文化既有地域特点,又在相互作用中结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共同走向文明[2]。从世界的格局看,正是在这个丛体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东亚历史的完整性和特殊性。而所谓“以中原为中心”,则是我对这个丛体内部中“一体…     

“关隴集团”问题——对陈寅恪先生“关中文化本位政策”的批判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書开首写道:“种族及文化二問题,……实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又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论稿”中写道:“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間題,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謂胡人汉人,大致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較重,而种族之关系較轻,所谓有教无类也。”由此可見,陈先生認为北朝隋唐的历史实质就是种族文化的历史,又因为文化之关系較重,种族之关系較轻,所以种族文化问题,实質又是文化问题。什么叫做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們: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踐过程中所創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財富的总     

陶寺文化再研究

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应直接称之为“陶寺文化”,不应再沿称“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陶寺文化与夏文化毫无关系;陶寺文化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以大柴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暂称为“大柴文化”)等是我们过去对陶寺文化的基本认识。今天,有关资料又有新的发现,促使我们再著此文,以深入研究。     

传统文化复兴“热”的背后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80年来,持续不断的现代化思潮几乎是社会发展的主流, 并且这种对现代化的追求在很大程度是以传统文化的“让位”为代价而前行的。在文化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一直是个困扰人们头脑的问题。但在当下,国学、传统文化的复兴“热”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且正未有穷期:议论纷纭的读经运动之争尘埃未落,名流贤达的《甲申文化宣言》又冒了出来;曲阜市政府首次主持公祭孔子诞辰大典,尊孔之风趋盛;甲申年重阳炎帝陵祭祖大典又在株州炎陵县炎帝陵举行;北京安定门街道办事处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欲联手打造中国首个“国学文化社区”,继而又有报载山东济宁将兴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些轰轰烈烈的“复兴”活动究竟昭示了什么?     

我国稻作文化拓展的思考

从人文学的角度而言,“文化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的社会集团（这里指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经由该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并由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社会规范总和。”（１）毋庸置疑,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稻作文化,是指人们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文化。１９７３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大量稻谷遗迹,证明新石器时代江南一带就居住着以种植水稻为生的人类。从“干栏”建筑（２）遗迹来看,这就…     

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

我们谈到文化,“先天下之先.不以为先;后天下之后,不以为后.”所以说,一切的问题,皆是文化的问题,欲要解决问题的发生,以文化为着眼点,以文化为着手处,确有不平凡见解,有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论调,不仅开启了和平的大门,也奠定了安宁的前途、又有人主张:“政治归政治”更是一门活活生生的大学问.我认为谈“统一”之前,宜先自“融和”做起,务必做到:     

明清式家具艺术欣赏与收藏

中国明清式红木家具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明清以来,传统红木家具逐步形成风格独特、内涵丰富、独树一帜的“红木文化”。它不仅为历代宫廷贵族、商贾文人青睐,也为庶民百姓所钟爱。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共冶一炉,雅俗共赏“红木文化”越千年的文化积淀,以其型、艺、材“三绝”而独领风骚,饮誉海内外。兴隆家具一直以“京作”宫廷器物风格为主,它在造型荚、工艺精、选材真三方面领红木古典家具之“市场导向”。中国明式家具学会理事、广东台山兴隆明式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伍炳亮先生对传统家具文化情有独钟,执着追求,历数十年孜孜不倦、潜心钻研,对华夏多元化的文化兼收并蓄、博采所长,对红木家具造型美、加工工艺、选材工艺、选材用料、文化内涵反复推敲,设计出既有时代概念明清式风格相结合的,又有非常传统性明清式家具风格的作品,其韵味无穷,且和谐而又美观实用。通过这些作品也为首都广大收藏家和爱好明清家具人士们提供了一个品评欣赏和选择的机会,让兴隆提供商品位的红木古典家具走进千家万户与其共同分享,也愿今始共同推动红木古典家具传统文化有更大发展。     

发刊词

《东南文化》在各级领导和海内学人的大力支持下创刊了。她是江苏省考古学会、博物馆学会、民俗学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性、资料性刊物。其前身是1978年创办的内部刊物《文博通讯》。 本刊名曰“东南文化”,是因为她诞生在祖国的东南,又将以研究探讨祖国东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考古发现证明,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曾孕育产生过“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     

文化使者与特洛伊木马——《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评介

中俄两国于2006年和2007年成功举办国家“文化年”活动之后,又成功举办了中国“俄语年”和俄罗斯“汉语年”。在两国睦邻友好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大好情势下,以研究中俄关系及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一书适时问世,为两国“语言年”及“文化年”活动献上了一份厚礼。     

从词语“命”来透析日本人的生死观

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是一切文化发生、发展和赖以生存的源泉和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文化影响着人的观念。而人的观念又推动着文化的发展。日本语言文化经过千百年的岁月冲刷。伴随着日本文化整体的不断进步,它以鲜明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日本人生命观的全景画面。本文主要从“命”这个词展开论述,进而透析日本人的生死观。     

“郑和精神”在太仓检察文化建设中的诠释与运用

检察文化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已有近十个年头．随着企业文化理论在国内的兴起,检察文化建设已被检察机关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得到强化和重视。而“郑和精神”,一种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民族精神,同样深藏在当代检察文化的实践之中．太仓,作为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和停泊港,早已将“郑和精神”融入当地的城市精神、城市文化之中．因此,太仓检察丈化与“郑和精神”的交汇戍为两种文化的最佳契合点,并昭示着当代检察文化发展的勃勃生机。     

魏晋南北朝男性美容现象窥探——“魏晋风度”下的男性美容现象

魏晋南北朝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时期。士大夫们追仙逐道、炼丹服药、扮演出世风范,并以风流自赏;一方面穿宽袍大袖之衣经久不洗,视“扪虱而谈”为高雅,另一方面又赶时髦,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实际上,他们是在以自己独具的行为方式表达内心世界,以对“异美”的追求来凸显人本的价值,而男性化妆美容正是其特有的表现之一。     

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造型和装饰艺术

在中日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上,茶道文化是其中光彩夺目的篇章。日本自荣西禅师从宋朝输人菜种,著（吃茶养生记》以后,饮茶风习就以禅林为中心而逐渐推广起来。到了元代,通过日本人元僧的介绍,中国的品茗方式唐式茶会（或简称“茶会”、“茶寄合”）也传人了一衣带水之隔的邻邦。后来唐式茶会又逐渐单纯化、日本化,形成独具大和民族特色的“茶之汤”（即“日本茶道”）,“普及了静寂闲雅的趣味”,予日本社会和文化生活以深刻、久远的影响。在中国茶文化传到日本的历程中,在日本国曾留下了许多与茶道文化有关的书法、绘画、陶瓷器等中国…     

战后“日本文化论”的轨迹

战后40多年来,日本国内外对日本人及其心理、文化、社会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分为几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都曾出现过具有时代特征的“日本文化论”。“日本文化论”一般亦称“日本论”、“日本人论”或“日本社会论”,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日本文化论”因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视角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论木鱼书《花笺记》的伦理教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儒道互补,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又富于浓厚的道德色彩,信奉的是伦理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儒家思想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中一切精神层面的东西都蒙上了伦理的色彩,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以中国古代较早传入西方并引起很大反响的文学作品为例,如《好逑传》,之所以能得到歌德的好评,就是因为它以才子佳人的故事演绎了儒家“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思想,富有东方道德的浪漫色彩。而《赵氏孤儿》除了与西方文学相类似的“复仇”主题外,其中蕴含的“忠”、“义”观念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我们因为深深浸淫于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