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理论。身为现代性初盛时期的哲学家,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载体,揭示了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分析了现代性发展的场域,透视了现代性的成就与弊端,指明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双重路径。在当前中国的现代性构建中,我们应正确认识中国的现代性境遇,在继承中发展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对旧有现代性模式的双重超越。     

20世纪初期革命精神的生成——以话语分析为径

民族精神的生成与培育,有赖于语言的承载与传播.20世纪初,革命上升为民族精神,一定意义上可视作中国现代性革命话语由渐到顿的变化过程.中国现代性革命话语既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又吸收英语、日语中的现代性因素,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已由此前为人禁忌的词汇变为强势话语,由少数人的思想变为广大民众的精神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现代性、现代化的共性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初探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建立在对现代性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是对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的扬弃。它提出的后现代整体有机论、后现代创造观以及后现代生态文明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有价值的观点,对我们发扬创造性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推进现代化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日常生活世界是乌托邦精神的居住地——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文化哲学视野

在《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对日常生活存在与艺术、文学、宗教等日常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的乌托邦功能进行了文化哲学阐释,把日常生活世界界定为乌托邦精神的居住地,揭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存在及其文化形式与乌托邦精神的本质关联,力图重新发现和复兴那些在语言、文学、艺术以及宗教等精神性因素中表现出来的乌托邦要素和潜伏可能性,为处于创造的冒险中的期望意识提供生活世界根基,从而为乌托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文化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模式。     

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正一、《乌托邦》和乌托邦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语境中,1516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的发表被视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诞生的标志。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乌托邦》提供了后人研究资本主义早期发迹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和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宝贵思想材料。历史地看,《乌托邦》对英国乃至欧洲现实的批判,不仅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而且是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早期发迹史的批判,是对尚处于胚胎形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是以沉重的社会代价换来的。无论是个人的     

论沃勒斯坦的现代化思想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打破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与非主流学派———依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具有“融合性”的特征。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他吸收、借用非主流派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模型,对资本主义进行激烈地批判,并努力构想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体系来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他又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从而与主流派达成了共识。但融合的尝试只成功了一半,由于其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片面理解和不适当的否定,沃勒斯坦在重建现代性时陷进重重矛盾,最终步入历史悲观主义、怀疑论的误区。     

乌托邦精神与社会现实

乌托邦精神的产生缘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于它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去解读。该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乌托邦精神的产生及流变;社会现实与乌托邦精神的关系;如何科学地对待乌托邦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中的怀旧书写

城市怀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城市小说作为想像城市的一种方式,通过建构老城市特有的物质空间、精神形态,以及老一代市民生活场景,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汇入到这种怀旧风潮中。本文试图从“市民精神的追认”、“繁华逝去的挽歌”以及“青春乌托邦的追忆”三个方面,阐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怀旧书写的形态,运用现代性理论,探讨这一书写方式背后的文学与文化原因。     

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韦伯、桑巴特和托尼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各不相同。韦伯突出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意义,重视禁欲主义、勤奋、节俭等新教伦理;桑巴特强调个人对财富和享乐的追求,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奢侈。但他们都对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和精神危机表示忧虑。托尼同样担忧资本主义活动中道德伦理的缺失,认为宗教冷淡和个人主义的发展会带来恶果。格林菲尔德以某种“集体意识形态”替代韦伯命题中的个体意识,反对用个人主义解释资本主义。但她以“英格兰民族主义”为资本主义兴起与持续发展动因的论述,既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三大特性

<正>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以追求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来说可称之为近代化，从现代化全程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也可称之为早期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虽然在实际上有它的发展方向、进取目标和实行方式，也有理论和规划设计，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国、全程统一的国家战略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只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历程。不过，从主体上和实质上来说，中国早期现代化呈现为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诸多仿效之处。     

中国早期现代化评议

近代以后,中国开始了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缺乏必要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思想文化准备的条件下,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的,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强行启动,因此它在现代化主题及工业化、民主化进程中就显现出许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典型特征。本文力图在分析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与局限作些总结与归纳。     

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主张“儒家伦理促进经济发展”,曾在学界一度流行。由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要讨论的东亚“现代性的采借”,不同于韦伯要讨论的西欧“现代性的始发”,加之儒家和新教宗教形态、社会作用模式都有不同,“韦伯命题”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意义有限。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过多地依赖韦伯理论,采用单调的对勘比较法建构逻辑,就不免产生过多牵强附会的比附。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之所以流行,主要是它迎合了学术思想界一些价值需求,使得这一学说论调多于论证,最终变成一股泡沫化的“思潮”。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本文分析了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等问题,认为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不仅应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同时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评,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     

论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

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是贯串中国历史和人民意向的主流,也是孙中山坚决不渝的政治主张.它迄今仍闪闪发亮.一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有一个产生、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造成中国近代分裂的原因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此,要谋求近代中国的统一,就必须与谋求国家独立和     

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思想对激进主义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遭受着压迫、剥削,内心深处渴望着一种自由、平等,有饭吃,有衣穿的幸福生活,这种思想体现在各类民歌、各种典籍、小说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是异常丰富的,这就为激进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开始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在追求这两大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激的倾向,要求在短时间内实现绝对的平均、公平,打破了先前的均衡,给社会带来了灾难,一些事实深刻地表明,激进主义的产生深受中国传统社会中乌托邦思想的影响。     

现代性反思的方向和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现代化运动，要求对现代性，包括对一些重要的我们信以为标准和经典的观念、制度做深入的反思。现代性在很多领域中被仅仅理解为物质生存状况的转变，而精神方向和价值涵义问题被严重忽略。全球化有很多成就，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战争威胁更近，贫富差距更大，环境破坏更严重，公共治理则基本上成为空话，伴随着的却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全球化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在反思的视野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和民主制度都被过度绝对化了，因而虚拟欲望和消费主义膨胀，财富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一切的动力和唯一价值，从而使文化和精神价值被瓦解。对经济活动的理解要有足够的人文情怀，要注重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资源，可以成为正在成长的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基础，帮助人们从市场主宰经济的困境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与行为(19O3-1927)

现代化是一种抗拒与变迁的历程。在抗拒与变迁之间,必有其错综复杂的因应策略与团应反应。在近代中国以实现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扮演主角的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应即是中国人对现代化反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社会大众对现代化的反应。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不能不考察中国资产阶级在其中所走过的历程。本文把天津商会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回答这一问题,并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探讨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反应。     

后现代、现代性重建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的有益视角,它有利于揭示现代性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一面,促使人们加强对现代性的反思并发掘其尚未释放的理性潜能,从而实现现代性的重建。就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过多地集中于剖析其“西化”本质,忽视了现代性的某些普遍内涵,使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局限于中西对立的二元视野。客观地评价中国的现代性,就应当突破上述理论框架,认识到现代性中所包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作用,努力实现现代性的解放功能。     

教育正义：张謇早期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价值追求

<正>中国现代教育的现代性体现于学校、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层面,依次启动,互因互进。1862—1927年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时期,是现代学校诞生、现代教育制度建立、现代教育思想形成的首轮过程。^[1]张謇一生都处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中,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化先驱^[2]。他对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转型所作的贡献是其中浓重的一笔。教育正义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是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教育正义主要指通过对个体教育权的尊重和对教育资源的保障构建和谐的教育环境以确保教育中的个体内在潜能得到充分发展。^[3]张謇早期教育现代化实践充分体现了教育正义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在供给正义、分配正义、承认正义、能力正义和目的正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