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幕藩体制的矛盾与困境——以赤穗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1703年,日本江户发生了赤穗藩浪人刺杀幕府高官以为主君报仇的事件。围绕如何处置46名浪人,幕府、儒者、民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幕府欲"以法治国",最终严惩了复仇者;儒者间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礼法之争,对浪人复仇行为是否有罪呈对立态势;三百年来常演不衰的《忠臣藏》更成为日本民间崇尚忠义的情感象征。观念冲突背后反映出了日本近世幕藩体制下,集权与分权、家制度与国家权力、儒家伦理与法律的矛盾。幕府最终决定运用公权力以法之名严惩浪人的逻辑暗示出日本社会演变的可能趋势,其中蕴含的机理凸显近代转型的契机。     

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

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即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１８６２年幕府第一次派遣使团乘“千岁丸”访问上海,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社情、风俗、典章制度、市场商情及日中贸易、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形势、西方列强入侵状况及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反应作了具体考察,从外国观察者角度,提供了关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诸侧面的生动画卷。本文对此予以介绍、评析,并概述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化。     

为官要读《钱本草》

正在我国古代,以《本草》作书名的古医药书诸多,例如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又如堪称古代医药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笔者最近读《钱本草》,别有一番感受,原因在于此"本草"非彼"本草",这篇由唐代宰相、著名文学家张说(667-     

坂本龙马与《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之于日本,具有将近代法意识引入日本本土的思想史意义。在解读与消化《万国公法》的过程中,德川幕府的积极态势为《万国公法》向广大民众流播营造了时代氛围。土佐藩的脱藩志士坂本龙马对《万国公法》的理解与实际应用,为幕末乃至于现今日本外交事务处理提供了范本。     

中国文化原点的一大探寻——读《中国鸟文化》

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陈勤建教授的专著《中国鸟文化》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广大专家学者和专业工作者的浓厚兴趣。日本学界已两次邀请陈勤建教授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东京日本大学系统作专题学术报告,受到了与会日本和其他国家学者关注和赞扬。日本相关的学术刊物还作了介绍。     

惠栋与卢见曾幕府研究

惠栋为清代汉学的开派宗师,他晚年曾于卢见曾幕府中主持编校刊刻《雅雨堂丛书》,撰写自己的学术专著《周易述》。惠栋既与志同道合的沈大成等人探讨学术,又十分关心经学后俊的成长,如戴震、王昶等,日后乾嘉时期学术大家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可以说作幕于卢见曾幕府时期,是惠栋传播其汉学思想的重要时期。卢见曾幕府为其提供了较为安定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场所,而惠栋的汉学思想对于卢见曾认可理解清代汉学亦有深刻浸润,卢见曾幕府是惠栋播扬汉学的助推器。     

问题讨论与解答

一八六八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对于德川幕府控制下的藩侯的利益是个严重而致命打击。因之在一八六八年前后,以德川幕府为首的许多藩侯曾对当时的反幕府运动——如一八五八年反幕府运动和「王政复古」「藩藉奉还」等措施是进行了顽强反抗的。可是,为什么有些大藩侯如萨摩、长卅、土佐和肥前等藩阀,还积极的进行了反幕府活动和支持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呢?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理解:在十六世纪,由于伟大的地理发现和寻找新的殖民地,欧洲人的远征队开始访问日本,此后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是自一八四○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日本在亚欧资本主义势力压迫下,也逐渐被「开放」了。日本幕府政府曾被迫先后与美、英、法、荷、俄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和许多对日本不利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就实质上来说已使日本降到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的直接结果是加强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内部危机。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35—1901):丰前国中津藩下级武士之子,曾就学于绪方洪庵。1858年(24岁)奉藩命设洋学塾于江户。1868年创立庆应文塾(后为庆应大学)。1860—1867年间充当幕府翻译,三次出访欧美。明治政府成立后,终身从事教育及社会活动,成为近代日本最有影响的人物。著《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     

落榜后的名人

八次落榜的明朝人归有光,在嘉定招生开学,仍然含辛茹苦,发愤攻读,终于写下了《震川广集》40卷。 三次落榜的著名医学家李时珍,下决心从医,一生精心研究,走遍了长江、黄河流域,经过27年的精心劳动,参考了八百多种医书,写下了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 四次落榜的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深入民间进行采访,写出了著名文学作品《聊斋志异》。 三次落榜的剧作家曹禺,年轻时一心想当医生,报考北京医学院失败后,积极参加戏剧活     

《虏囚的记忆》翻译出版

正野田正彰著,王希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20.2万字,45元野田正彰著,王希亮译《虏囚的记忆》一书,记述了作者亲身采访的被日强掳之中国劳工,在日本矿山、港湾等劳动现场遭受的非人待遇,以及他们在战后的处境;作者也记录了山西、海南岛、台湾等地女性遭受的日军性暴力摧残,以及她们在精神、肉体、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压抑和痛苦。更重要的是,该书以日本人的视角来考察日本侵略战争给受害国民众带来的灾难,并将这些灾难具体缩影到每一位受害人身上。作     

也说宽延通宝豫州钱牌

《江苏钱币》2008年第2期披露泉友收藏的1枚"豫州钱牌",称为豫东皖北代用币,并附有照片。从图片看,这枚钱牌日本风格浓郁,其实是东邻幕府晚期的东西。钱牌正面是名称"宽延通宝"。宽延,日本的年号。日本从12世纪起天皇就被架空,国家     

策彦周良《入明记》所见明代徐州风物考述

正策彦周良(1501~1579),号怡斋,后称谦斋,日本室町幕府后期临济宗高僧,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入明,并将见闻写成《入明记》。这是日本十九次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是了解明朝社会、文化以及明代中日关系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策彦周良在沿运河往返的过程中曾三次经过徐州,留下了众多有关徐州水利和交通设施、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     

日本公务员的“金饭碗”掉价了

退休金被削减14.9%,这让他们叫苦不迭近日,日本野田内阁决定从2013年1月开始大幅削减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以达到"减少与民间企业差额"的目的,总削减额达14.9%。这意味着,日本公务员的平均年退休金将由目前的2707.1万日元(1日元约合0.08元人民币)降低到2304.5万日元。两     

新日本 深体验

曾多次游历于日本,也顺其自然地熟悉了东京的繁华,京都的古韵还有箱根的温泉,却未有一次可深入其间,探寻这片土地原本的悠远。信手翻看早年川端康成的小说《山音》,不由得又被大师洁净大气的笔触所感染,片刻沉静后不免自问：     

傅芸子的东瀛访古

傅芸子(1905—1948),满族,正白旗人,原名宝珍。幼年家贫,刻苦自学。精研戏曲、传奇小说、北京掌故。曾在邵飘萍、汤修慧主办的《京报》任社会编辑;北京国剧学会理事,兼编辑组主任;与其弟惜华合办《北京画报》;1932年起,在日本京都帝大执教十年;1942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目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执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日报副刊编辑;华北日报《俗文学》编辑等。 在傅芸子的一生中,旅居日本京都执教的十年,是他治学最勤,也是对我国古代文化贡献最大的时期。这期间,芸子撰成《正仓院考古记》;并陆续发表了《舞乐兰陵王考》、《东京观书记》等十多篇考证文章,归国后,汇编成《白川集》。     

从《古都》看川端康成的京都情结

京都是川端康成的心灵故乡,也是其文学创作的摇篮。川端康成以京都为背景创作的中篇小说《古都》,以其成熟的创作手法和高超的叙事技巧,荣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古都》中,川端康成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引领读者去寻访京都的名胜古迹,欣赏京都的四季美景,去体味京都之美,日本之美。小说好似京都的一首抒情诗,又似京都的一幅风景画,诗情画意处处体现了川端康成难以割舍的京都情结。     

20世纪70年代前日本横滨华侨社会的广东人

1854年,日本德川幕府锁国的大门被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柏利率领的舰队打开,被迫在神奈川(横滨)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之后,到1858年又相继与美、俄、英、法、荷订立通商条约,通称《安政五国商约》,神奈川遂辟为开放港口,自此横滨便从原来的一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蔡元培先生与卢氏三代人

<正>“古道可风,更创新校;奇冤竟雪,赖有佳儿。”这是蔡元培先生送给他的至交好友、我的曾祖父卢国华的挽联。卢国华(1866—1927年),安徽庐江人,字实君,号小相,又筱湘,效襄,筱襄,邑庠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后入孙家鼐、李鸿章幕府,系清光绪甲午举人。1903年卢国华在家乡创办庐江中学堂(即现庐江中学),卢国华次子卢美章系当年庐江中学堂首届学生之一。卢美章若干年后回忆到:     

明清两代诏选“淑女”引起的动乱——由日本史籍记载谈起

一 在日本的《华夷变态》一书中,记有我国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和三十二年(1693年),有关因清廷诏选宫女引起民间骚动之事。《华夷变态》汇集了当时德川幕府为了解中国等国外情况,由港口通事负责向前往贸易的商人、船员打听所在国消息而写成的各种书面报告。据日《琼浦偶笔》记载:“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蛮舶则速刻飞报,亦皆间取外域风说以报闻”。尽管这中间夹带着诸多似是而非的风闻传言,但相当部分还是真实可靠的,特别是牵涉到民情动向,更颇属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