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月刊对当时中日关系热点问题的认识——以该刊的三个专号为例

《日本研究》月刊是上海新纪元月刊社于1930年1月至1931年12月发行的中国最早定期研究日本的杂志,该刊本着"使知道日本的内容,知道真确的内容"的宗旨,以期"一期一期像照相般把日本古今实在的状况贡献于国人眼前"。在月刊存续期间,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为了更好地向国人揭露日本侵华的阴谋和罪行,该刊开辟了《万宝山专号》、《暴日犯我东北专号》,用以详细论述当时中日关系中的热点问题,此外为了纪念济南惨案,还开辟了《五三专号》。学界对"济南惨案""、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已经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当时的《日本研究》月刊为此开辟研究专号,足以说明这些事件意义的重大。但是目前以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来研究的尚显不足。本文研究这些专号,不仅因为其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和珍贵图片,而且这些专号本身也是当时人们对中日关系认识的历史见证。透过这三个专号可以看出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是在不断地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中国人研究日本的深度和广度。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

中国学者关于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但受制于本国的资料,也受制于日本的资料,而后者的制约可能会更大。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销毁战争罪证、逃避战争责任,分别命令下属烧毁了大量的文书,主要是最为重要的机密文书“外务省记录”和“陆海军文书”,由此造成了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战后美国接收了一些免遭烧毁的资料,部分地制作成缩微胶卷,使得战前日本的机密文书,得以公开于世。美国后来将大部分资料归还了日本,但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主要资料,数量与质量均已非常有限。日方史料的这种状况,值得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资料。     

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事变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大动荡.林内阁期间,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策略,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又回归于广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之路.     

新中国成立前后日本与中国东北贸易的发展

1948—1950年,美国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发展有限日中贸易的政策。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传统的贸易对象,成为美国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中对外贸易的一个重点。美国政策制订者认为,发展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不仅对重建日本经济十分重要,同时能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更有可能借此制造中苏分裂。日本与中国东北的贸易在这一政策下有所恢复。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政策匆匆收场。其原因首先在于政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美国国务院和军方之间始终存在着意见分歧。其次,东北解放区优先发展同苏联贸易的政策也决定了东北与日本的经贸关系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

近代日本人旅居中国者甚众,死者一般依约葬于各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特别是1931年以后,日军在中国战死数十万,为收容遗骨,合祭其圣战英灵,日军在占领区广建忠灵塔、英魂碑以及神社等设施。战后,日本发起释放战犯运动,赴海外搜集战死者遗骨,并将14名A级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此种肯定及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径,遭到中国政府及人民的强烈反对。     

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以上海闸北为例

在一二八、八一三事变中,上海两次惨遭日军炮火蹂躏,尤其是闸北的繁华地带东北、西南两处,先后因日军轰炸使三十年的建设成就荡然无存。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但中断了闸北的现代化建设,还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长期沉沦。     

The Specter of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Existing studies of the Pacific War tend to focus on the adverse military situation in explaining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Special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both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and the Soviet entry into the war. Although these are no doubt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they fail to tell the whole story. This paper seeks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scholarly debate by focusing on Japan's domestic situation as a major factor behind the decision to surrender. It argues that a near-obsessive fear of social revolution among Japan's conservative ruling elit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pting Japanese elites to make the decision to end the war.     

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文章提示:日本最初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的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着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其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天皇及皇族

从1894年日本武装侵略我国台湾开始,到1945年战败无条件投降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大正天皇嘉仁、昭和天皇裕仁都亲自策划和指挥了对中国的侵略,几十名皇族成员直接指挥和参加了侵华战争,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有日本天皇和皇族的魔影。日本天皇及众多皇族成员是侵华战争的策划者、指挥者和急先锋。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华民族的鲜血,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与军事侵略相呼应.在中国的广泛地区,尤其是军事、经济要地建立神社.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本土神社的延伸,所祭之神是以天照大神、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神灵皇祖,建筑式样也是日本式样,被视为"八紘一宇"、"肇国大精神"的象征性建筑物.日本政府、军部及神道界所设立的在华神社不仅扮演着辅助军事侵略、实施文化侵略的角色,是妄图使中国人丧失民族性的"皇民化"政策中的一环,而且也是统制在华日本人思想意识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