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改变了以往的战略与战术,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之理论鼓舞士气,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中共临时中央却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出现严重错误,"两个拳头打人"、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未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丧失了反"围剿"的有利时机;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政策,不顾实际的"扩红",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过早成立中央政府也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     

历史时刻

正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     

鄂豫皖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浅析

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蒋介石分别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鄂豫皖红军的反“围剿”是整     

红军时期的“AB团”事件

在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工农红军组织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前夕,在中国的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神秘”的重大事件——它就是“AB团事件”。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此事并非当时“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所为,而是根据地内部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所致。     

红军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述略（上）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行之时．一支数千之众的红军从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出发,穿过硝烟弥漫的反“围剿”斗争前线．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去执行中革军委赋予的四项特殊使命：（1）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2）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四渡赤水之战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由于进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赢得了十几天休整的时间。于是,党中央在遵义城内召开了举世闻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亦即遵义会议),纠正了我党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错误的战略战术,撤换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于无声处建奇功——记密码破译专家王永浚

王永浚曾是国民党军的报务人员,在1933年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后,参加了红军,并得到任弼时和贺龙的信任与重用,担任湘赣军区无线电队报务训练班教员。长征时期,他成功破获敌人密码,有力配合了反"围剿"斗争,为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至陕北作出突出贡献,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抗战时期,由于他解决了我军破译工作的一个重大难题,毛泽东亲笔题词"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给予嘉奖。王永浚是我军情报战线杰出的破译专家和优秀领导者,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和战友们通过一次次成功破译敌人的密电码,为我党我军的节节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     

中共苏区中央局驻龙冈的来龙去脉

正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两年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曾驻扎永丰县龙冈近3个月,党史研究者对这段历史关注不多,笔者多方收集资料,对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扩充了许多翔实资料,完善了这段珍贵的历史。     

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正>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以其关键性的努力,作出了他人难以取代的重大历史贡献。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不钻敌人口袋阵的正确意见,为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重要基础。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后,国民党主力已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     

彭雪枫在“乐安事变”中

彭雪枫在“乐安事变”中杨盛云１９３２年８月下旬,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在江西抚州附近的崇仁县境,此时却有一支身经百战的红军队伍在叛徒的阴谋蒙蔽下,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年轻的红军将领...     

预料之外的历史真实

<正>细品本期文章,不禁感慨历史如同复杂侧面组成的多棱镜,若从平素忽略角度去感受,不定便有新的认知与感悟。提起中央苏区,除了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在赣南苏区留下的红色标语漫画,也能令人强烈感受到那个革命时代的气息。在当时的环境下,恰是这种简而明、平而实的宣传品,成为传播己方主张、反击敌人诬蔑丑化的有效宣     

李聚奎上将在文革中

李聚奎生于1904年,是湖南涟源人。 红军时期,李聚奎迎着大苦大险勇往直前,在平江起义、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屡建战功;打“AB团”时,即使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去做一个伪证;西路军被打散后,他是红军将领中千里乞讨找党中央的一位。抗战时期,敌人四面围困,艰苦到了极点,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敢打敢胜传捷报

1934年3月,国民党军队以堡垒战术向中央苏区红军逼近,加紧第五次"围剿"。23日拂晓,红三军团红五军侦察队150多人爬上太阳嶂主峰,队长邓克明刚刚部署完兵力,敌人的一个连就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扑了上来。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42.5万字,49元这是一本研究发生在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学术著作。众所周知,这次战争的结局,是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失败的结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长途跋涉之路,寻找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大体上     

1928—1943 白色恐怖下的坚守

在敌人的多重"围剿"中,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的变节投敌,有的宁死不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面临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送绝密情报的奇人奇功——莫雄与项与年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从四面一步步逼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蒋介石正在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在这千钧一发之刻,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手中,中央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这一决定使蒋介石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破     

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因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不满,并对其欲利用"剿共"为名而借刀杀人感到自身不保,更为红军共同抗日的主张所吸引,决定联共反蒋抗日。但是中共上海中央局遵从共产国际指示,拒绝与之接触。在十九路军派代表到中央苏区直接取得联系后,共产国际又强调谈判是瓦解和利用敌军的手段,不愿真心与之合作。在福建受到攻击时,又拒绝给予其援助,导致其迅速被消灭,而自己也失去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