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避讳问题研究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辽承天太后生辰考

辽朝承天皇太后萧绰,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其作用之大,勿庸赘言,所以元朝官修《辽史》和宋人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皆为其立传。但是绰传简明不足,疏略有余,许多要事不可索而知之。其中萧绰的生辰就一直不为人知。而对她这么一个历史要人来说,弄清其生辰,对研究契丹史及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不无裨益。在《辽史》、《契丹国志》、《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及其它有关史书中,均没有萧绰生辰的直接记载(其生年可间接推知。《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五》记载,统和     

武文君《辽代部族军研究》评介

<正>辽朝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下军队征集自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四个系统，史称“体统相承，分数秩然”(《辽史·百官志二》)。部族军系统早在契丹建国前便已经存在，作为辽朝以武立国之根本，不仅是征战四方的主力军，也肩负着镇戍地方与防御外敌的重任。因此，以部族军为重心的军事管理体系是辽朝军制的最重要部分，对辽代国家治理、民族关系处理及王朝兴衰具有独特的作用与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辽代部族军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辽史》复文再探——以《杨皙传》和《杨绩传》为例

《辽史》中多见复出之文,如《杨皙传》和《杨绩传》早已被前人认定为一人两传,然而问题却远未得到彻底解决。本文通过在辽代石刻中发现的关键证据,以及明清方志和宋代文献所提供的重要线索,考定此人本名"杨皙",并从史源的角度对《辽史》为何会出现杨皙、杨绩一人两传的情况做出了分析。关于"杨皙"之名何以会歧作"杨绩"的原因,本文则提出了音近致歧说和避讳说两种可能性。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

辽代因俗而治,百官分为北面和南面两大体系。《辽史·仪卫志》记服饰制度称:"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所谓国制,就是指契丹服,宋人曾称作蕃服;汉制就是指中原地区汉人所穿的汉服。《辽史·仪卫志》记载的服饰制度,原本于《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契丹国志》和《辽朝杂礼》等典籍,由于年代久远,记录多有遗漏,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谬误百出。     

辽朝史官考

契丹族虽然起自朔漠,以游牧为生,但一向倾慕中原文化,摹仿学习,不遗余力。建立辽朝以后,也承袭历代的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修史机构,以纂修本国国史。辽代史官的设置,大约始于太祖初年。据《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记载,鲁不古是太祖阿保机的“从侄”。太祖初创契丹国字,鲁不古就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这是辽代有史官的最早记录。契丹国字有大、小两种,大字相传为阿保机创制,时间在神册五年(920年,五代梁贞明六年)。小字相传为太祖弟迭剌因回鹘语创制,时间稍晚,当在天赞年间(922—925年)。鲁不古所赞成者为契丹大字,则其授监修国史当在颁行契丹大字之     

近30年国内辽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辽代城市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希望有益于辽代城市研究的深入。 一 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第二次文物普查活动的推动下,考古学界开始对辽代城址进行踏查,其后陆续发表了80余篇考证性文章,为我们了解辽代城市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为推动辽史研究,学术界还于1982年和1984年分别成立了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和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协会（以下简称“两会”）,并于1986年、1988年联合在阜新召开了“契丹史学术讨论会”,对辽代城市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述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学界对辽代佛教宗派、佛教艺术、《契丹藏》的版本与雕印年代、佛教与辽代衰亡的内在关联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近70年来的辽代佛教研究也存在着佛教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进展缓慢、研究成果与辽代佛教的地位远未相称、议题枯竭、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若干重大问题尚未实现根本性突破等缺陷。今后的辽代佛教研究应该在佛教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议题和视角的拓展、多学科合作等方面下功夫。     

由石刻补考辽代王府与公主邑司的官制

辽代王公、公主晋封的制度,在《辽史·百官志》里没有任何记载;王府官属,也只有寥寥数目。从各种文献、石刻资料的记载来看,辽代不但有完整的封王晋爵制度,也有属员众多、机构庞大的王府和公主邑司,决不象《百官志》所记载的那样简单!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辽代的封王晋爵制度留待他日再作探索,本文只想根据现在已经公开发表的石刻资料,对了三府和公主邑司的官制作一番补考。辽政权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又联合了汉     

辽代记注官初探

辽代因修起居注而设记注官,但《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所列起居舍人、起居郎并不是记注官,所谓的“起居舍人院”也并不存在。辽代的记注官为使职化差遣之职,由牌印郎君、翰林都林牙等兼任。牌印郎君属于皇帝身边近侍,隶属于牌印局,翰林都林牙(总知翰林院事)属于朝官中的文官,可能隶属于大林牙院。辽代记注官皆以契丹文化人充任,这与辽代皇帝为中心的政务运作系统普遍使用契丹语有关。辽代记注官所编《起居注》失之于略,根源在于诸司供报送录制度不健全,以及记注官听闻议政的权力有限。辽代记注官之设,既弘扬相延数代的编修《起居注》传统,也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辽代汉文学渊源——辽金文学探索札记之一

我在四十几年前,写过一本《辽史校勘记》,对辽代历史有过涉猎。当时年龄小,读书未博,只能对《辽史》做一点“本证”工作,而于辽代历史上存在的许多大问题,一点也没有触及到。我于1941年到北京见到余季豫先生（嘉锡）,以该书为贽,余先生是姻戚长辈。见面后,奖励之余,就说《辽史》有许多问题你还没能探索。可谓一针见血。辽代的汉文学就是其中的一项。以后,我没能继续在《辽史》上下功夫。解放后,因工作性质的变更,无暇顾及。1955年来长春,又从事教学,接受和学习新事物之不遑,致旧业一直抛荒。十年之间,仅为了开辽史专题课下笔写过讲稿。很不成熟。讲过一两遍便长捐箧底,不再看了。关于辽代文学,同志们侧重在其本民族——契丹文字方面,已取得不小的成就,我对此完全外行,不能赞一辞。鉴于辽代汉文学方面成了空白,我很想写一点,但又写不出。最近养疴杜门,看到蒋祖怡先生《增补辽诗话补校笺注》（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通讯》1984年第5期）及米治国同志《辽代文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读后怦然心动,受了启发。周松霭的《辽诗话》当时是空谷足音,尽管内容不充实,说明不了辽代整个汉文学的概貌。但无碍其为“大辂椎论”,这部两卷本属于秘藏珍本,我还没有见过。蒋先生对于辽代文学不及金     

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

辽、宋两朝的交往是多方面的、频繁的.这对双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对辽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更有促进作用。辽代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和辽、宋双方相互交往有着密切关系。本来,辽代的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一项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正如述律后所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所以,畜牧业是继承契丹族的悠久历史传统,成为辽代前期第一重要生产部门。辽代农业生产可以远溯到辽朝建立以前,作为遥辇初期的军事统帅涅里已“究心农工之     

辽代佛像的鉴定

<正>辽代是中国北方崛起的契丹族建立的国家(916年——125年),大致与北宋王朝相始终。辽代信奉佛教的程度与北宋相比应该更胜一筹,据《辽史》记载,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辽代佛教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点从咸雍八年《荆州神山云泉寺记》及《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等史料上也可以看出来,里面把辽代     

辽朝文教政策之影响

辽朝文教政策是辽朝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参见《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陈述、黄凤岐《辽朝的教育》,《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9年第1期]、黄凤岐(《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契丹族尊孔崇儒述略》,《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年第1期)、范寿琨(《辽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北方民族》1991年第1期)、李文泽〔《辽代的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顾宏义〔《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     

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

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语“本出契丹” ,其实也就是说此语本出《辽史》。因为在他生前尚未有契丹语言文字资料被发现。而所谓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之头下的“共识” ,则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     

辽代《耶律善庆墓志》补释

2018年《辽金历史与考古》上公开了一方辽代墓志,被命名为《耶律善庆墓志》。经辨认对比,《耶律善庆墓志》与内蒙古大学藏契丹小字《故侍中墓志铭》出土于同一墓葬。墓主人耶律善庆即《辽史》有载的耶律蘂奴,为辽代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     

2010年辽金西夏史研究综述

2010年是21世纪辽金西夏史研究的第一个十年。这一年新出的专著主要有佟柱臣《中国辽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杨军《契丹开国皇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孙进己、孙泓《契丹民族史》和《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契丹长寿公主婚姻考析

《辽史》对于契丹长寿公主婚姻关系问题的记载存在错乱之处。本文在冯永谦、阎万章、向南、罗继祖、陈述及蔡美彪先生诸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长寿公主统和元年下嫁萧吴留,统和七年改嫁萧排押。在《辽史》的相关记述中,只有《圣宗纪三》所载有误。     

辽代荫补制度考

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总体看,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