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服从多数”──学习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一点体会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这一原则,它不仅仅是处理“多数”与“少数”之间谁“服从”谁的关系问题,而且充满着民主集中制这个组织原则的内在辩证法。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号召全党要更好地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因此,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对于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以往的表述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句话,也…     

刘少奇同志在安泽

记得是1942年10月初,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突然来找我,开口说道: “老尚,交给你个任务干不干?” “您这位大参谋长要指挥千军万马,我一个小小百姓能不服从。”我说。 “那可不一样,”他说,“正因为你是百姓,就可以不听命令。” “您哪一回的命令我没听从?”我问。     

初上战场

1940年9月,我们冀热察军区(挺进军)学兵连结束了训练,区党委书记马辉之来讲话,肯定我们的学习成绩。最后他强调说:“你们学的是课堂上、操场上、书本上的学问,还缺少战场上的学问。恰巧现在要打仗,萧克同志主张你们上前线去,见习战场上的学问,我很同意。你们同不同意呀?”大家齐声高呼:“同意！”他说:“有个条件:只参战见习,不准牺牲！”我们哄堂大笑。他说:“这是萧司令员的命令,一定要服从。回来少一个人,找连长指导员算帐。”     

华南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1939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一架军用飞机从重庆飞抵芷江机场,在宪兵的重重保卫之下,一个人见人怕,官见官畏的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就是国民党的特工王——戴笠。戴笠此行任务,是为军统局黔阳特训班(对外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63个班,一千余名结业学员)“训话”。“要坚决奉行三民主义”、“要坚决服从领袖手令”、“要坚决忠诚职守,严守秘密”。连续十几个“要坚决”,学员心里明白:戴老板讲话的份量,也知道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     

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根据客观环境和工作对象的变化,做好“四个转变”:服从服务于中心工作,由“被动围绕”向“主动参与”转变;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由“务虚为主”向“虚实结合”转变;坚持民主原则和疏导方针,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构筑新的运行机制,由“少数人抓”向“齐抓共管”转变。     

面谀与听谀——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五

自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君臣主奴之份,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孔夫子主张下对上要尽忠、尽礼,但反对谄媚。不过他也知道,既然尽忠、尽礼只是对主子一人,而且要一切无违,那么,这样的忠与礼同谄与媚,是很难分别的——“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事主尽礼呢,当然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尽忠和尽礼都要求下对上的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哪里还有犯颜直谏,哪里还有面折廷争！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赶紧迎合、顺着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     

一起命案引出了《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同志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写作于1943年,这篇传世之作是在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杨献珍同志的具体帮助支持下的创作成果.1941年5月,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召开的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对当时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提出了七条方针和任务,对今后的文化工作提出了四条指导性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2页).1942年1月16日—1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和晋冀豫党委联合召开了晋冀豫文化人座谈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了《五点希望》的指示,提出了文艺“要为广大群众服务”、“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文艺工作者“要服从每一个政治任务”、“要做一个村的调查工作,来丰富作品的内容”等纲领性意见.赵树理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湘鄂西“清剿”亲历记

1934年春,我在北平接到蒋介石来电,召我到南京一行。见面后,蒋对我说,“贺龙在洪湖时就很猖獗,现又进入山区,非彻底‘清剿’不可”。派你到徐源泉那里当党政处长,要督促辖区各专员、县长,服从军事,配合“清剿”。我一再推辞,但蒋仍不允,我只好勉强从命。我回北平稍事料理,就动身到了沙市。徐源泉见到我后,格外高兴,几有“相见恨晚”之态。不久,我召集川湘鄂边境各专员、县长开会,传达了蒋介石旨意。大家表示服从。就在这年下半年,徐源泉奉命率部前往川湘鄂边境“追剿”红军,我和党政处留沙市办公。在此期间,我对湘鄂西战场过去和今后的形势…     

“开通元宝”读法浅释

唐代280余年中始终通用的方孔圆钱,究竟应读“开通元宝”抑或“开元通宝”？是一个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聚讼莫决的问题。近年来,已很少有人再议,以“开元通宝”入读,似已成定论。笔者以为,在学术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上,不应人云亦云,也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而是应当通过严谨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考证,来还其本来面目。窃以为,“开通元宝”读法才是正确的。     

把手段当作手段 让形式作为形式──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

手段服从目的,形式服从内容,这一“原理”的正确性不容置疑。然而,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它从来没有在人类社会完全实现过,目的服从手段,内容服从形式的情况十分常见,更为严重的情况是：手段变成了目的,即把维持原本作为某目的的手段,被某些行动者变成了目的;形式变成内容,即原来的内容、目标、功能,被行动者所“忘记”,而作为为其服务的形式却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工作内容。本文的目的不是在哲学的层次上廓清手段与目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是试图阐述这样的思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仅指经济而言）时代,我国社会普遍存在…     

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辨析

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长期争论而未能取得一致看法,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什么是“领导权”认识不一。所谓“领导权”,笔者认为有特定涵义。这里讲的“权”,不是指特定的法律概念的权力,而是一种政治概念,主要指统帅和响导作用。这种“领导权”的取得,一方面靠同资产阶级进行争夺,另一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共产党领导权的取得与保持,“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多方面的工作以及卓越的才能”(《列宁全集》第6卷第212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     

当女人与皇权结合之后

古时,男尊女卑的秩序压制着女人。除了“三从四德”,还有“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说到底,就是皇帝管男人,男人管女人,老子管儿子。     

日本陆军与"蒙疆联合委员会"

“蒙疆联合委员会”是日本侵华期间,由日本军方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唯一建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伪政权。但是,该政权并不是一个蒙古族的政权。日本军方利用德王的“大蒙古主义”及其所领导的“蒙古自治运动”,号称是帮助其实现“蒙古建国”,实际上是为了肢解中国,建立对苏作战基地。由此,德王的“蒙古建国”计划与日军的建立“蒙疆特殊地带”方针发生矛盾。“蒙疆联合委员会”就是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德王服从了日军。     

要坚持高标准出成果

今年2月28日,省政协主席、省史志研究院院长郭裕怀在史志院全体大会上,就史志工作的重要地位、史志院建院方向、指导思想以及队伍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若干根本性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高标准建院、高标准育人、高标准出成果”的“三高”要求。郭裕怀同志指出:“高标准出成果,在修志工作上,就是要坚持志书的高质量、高品位,严把质量关,把志书的质量标准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一贯的、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他在讲话中还进一步阐明了修志进度与志书质量的关系。他说:“进度与质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质量是第一位的,进度应当服从质量。”“我们绝不能为了赶进度而忽视质量,绝不允许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志书。”郭裕怀同志关于坚持志书高质量的要求,对于我们当前修志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

1941年1月11日,在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政领导人叶挺(字希夷)、饶漱石：“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在此,饶被毛泽东昵称为“小姚”。     

葛兰西论政党——《狱中笔记》摘译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理论家。他担任过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总书记、意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反法西斯行动局负责人等职。他在科学的历史观和马列主义的发展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他在狱中写下的33卷的《狱中笔记》已成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宗遗产。葛兰西为了避免检查官发现他写作的真实内容,关于当代的政治问题往往通过历史来代述,有时比较晦涩难懂。在《狱中笔记》中,他不得不生造一些术语来表达某种思想。例如,用“雅各宾主义”来表示革命的激进主义,用“当代君主”(这里“君主”一词,作者借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来代表共产党,等等。下面摘译的是《狱中笔记》中《当代君主》中有关政党的两节。 在《政治的要素》一节中,葛兰西首先阐明,事实上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是历史事实,是劳动分工的产物。整个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都是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的。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和同一个政党之内,也有这种划分。于是就要人为地制订一些不可逾越的原则、制度,以使统治者自己说了算数,别人只能心甘情愿地服从。这样势必要造成严重的错误,而其责任又往往从领导者本身推到那些“不服从”的人们身上。葛兰西着     

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5日,即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被围、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认为“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加以“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而且与叛徒张国焘相提并论。从此,项、袁的革命业绩,包括他们对创建和发展新四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一笔抹煞。但这个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写道:“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可至今…     

大哉晏子

晏子名婴,谥平仲,东莱人,曾为齐国三君(灵公、庄公、景公)之相。庄公时,开始晏子是很受重用的,后来晏子看透了庄公“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祸必及其身”。因而辞了职,退了封邑,他叹息“哀吾君不免于难”。后来庄公果然被崔杼所杀。晏子听了庄公凶讯后,立于崔杼之门。崔杼问他为什么不去死?晏子道：“祸始吾不在,吾何为死?”“遂枕尸而哭”。一般人都以为崔杼必杀他,崔杼却说道：“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不过崔杼还是要人服从,不服从的就当场杀死。连续杀了七人之后,又威     

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下）

耀邦同志在我省厅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讲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政策、总目标,实行富民政策,也要以此来统率正在开展的整党。这一下子就指明了整党怎样统一思想．大家都感到豁然开朗。后来,省委常委十分明确地把我省整党的主题提出来,这就是：尽快地摆脱贵州“干人”地位,尽快地求得贵州的开发和发展,使贵州人民富裕起来。     

转战山东——华中银行印钞厂北撤记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华东陈、粟大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然后根据党中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向苏北、山东一带转移。华东局财委也迅速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策,布置华中银行各印钞厂,既要服从全局,安全转移,又要千方百计坚持生产,保证军需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