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

母亲忙完家务,坐在沙发里向妻要剪子。妻翻了几个抽屉也没有找到,现在都不做针线活了,要找把剪子真是不容易。“我记得放这儿的,怎么找不到。”妻咕哝着。我问母亲找剪子做什么,母亲说要剪指甲。妻从抽屉里拿出指甲剪,说用这个吧。母亲接过指甲剪,看了半天,笑着说:“我一直都是用剪刀剪指甲,这个我还用不惯。”“让我给你剪。”说着,我顺手接过指甲剪。母亲不同意,看我执意要剪,而且她确实不会用指甲剪,就迟疑地伸出了手,脸上竟然有点难为情。我抓住母亲手掌,摊开,我吃了一惊,这是母亲的双手吗?母亲的手怎么是这样的?粗糙的手背上,星星点点…     

母亲和她的最后11年

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6年前．2004年11月15日凌晨,太阳还没出来．母亲病逝于北京的深秋．最后时刻我一个人守在母亲病床前．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眼安祥地闭上,永远不再睁开。父亲和弟妹在前一天晚上被我劝说回家。我们都知道．母亲没有不打招呼猝然离去．她用11年和恒久的渴望与不舍．改写了医生预言的只有8个月的生命期限。     

母爱

有一位林姓朋友,小时候家境一直不好,由于不满意干涩的生活,常与她母亲“对着干”,所以常常遭母亲批评甚至挨打。在童年的岁月里,林君并不理解母亲的做法,只是天天盼望自己快长大,她想等到自己有足够体力的时候,一定也把妈妈压在地上,狠狠地打,以解心头之恨。可是,15岁那年,她妈妈因中风再也站不起来了。没有父亲,弟弟还小,从此,照顾病床上的妈妈,便成为林君生活的重心。每早,她都要吃力地把母亲抱上轮椅出去看太阳,她恨自己长得太慢,不能轻松地抱起母亲。母亲不会说话,眼泪是她对女儿诉说的惟一的语言。     

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当下,"唱红歌"几乎成为专业词汇。对此,我倒有资格说点往事。我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一代,因为自打我会唱歌,普天之下就没有不红的歌了。我母亲王昆是以唱红歌为职业的歌唱演员,她从唱《秋收》《翻身道情》,歌剧《白毛女》……再到《农友歌》,虽然她当过几乎十年的"黑帮分子",但她这辈子没有唱过任何一首不红的歌。我父亲周巍峙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先是在上海搞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何立山的笔名写过《上起刺刀来》等一系列抗日歌曲;后     

忆母文

昨夜见我母,今晨泣成文。昨夜,雨疾风骤,我一整晚梦到母亲,几次入梦,几次泣醒。母亲在2003年8月14日早晨离开。12日早晨8时许,她还去喊在地里干活的父亲回家吃饭,路过一斜坡上的坑洼,天太热,她几乎半月没有吃什么东西,双腿已没有什么气力,一下子摔倒,引发疝气囊扩张致小肠破裂,被送至县人民医院抢救。此前她以为是伤筋断骨而已,坚持要求送她到当地一位她一生信赖的精于推拿的乡村老中医那里,不愿去医院。     

给孩子第一千零一个幸福的理由

有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她4岁时父母离异,母亲一走就再也没有了音信。从此,她开始跟随父亲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为了生存,这位父亲带着小女孩打过工、卖过唱。生活是艰难的,可再艰难这位父亲也没有忘记让小女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的侧面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 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注：梁漱溟）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20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的侧面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注:梁漱溟)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20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父爱的天空

她从一懂事的时候起,就见父亲拄着双拐走路,那两根拐杖被父亲的胳膊磨得油亮。后来,她听母亲说,在她3岁那年,她的父亲在附近一家石场采石,不慎被一块飞石砸伤了腿,从此只能依靠双拐走路。父亲性情沉默,在他长满络腮胡的脸上,很少见到笑容。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或胡同里,抽着闷烟。因为腿上的残疾,父亲从来没有抱过她。她也从来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扑到父亲     

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

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家庭”被怀疑里通外国 我的父亲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经多方交涉于1946年1月终于从苏联回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母亲李莎也于同年10月来华定居,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母亲来华后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努力工作,热心为中国献力。她的作风、她的品质,党中央很多人都了解。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会见她时,还握手称她为“好同志”。母亲长时间保留苏联国籍,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50年代末,中苏两党从友好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破裂,不仅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也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我们这样的“国际家庭”自然首当其冲。     

母亲的高凳

母亲日益苍老,花白的头发,深深的皱纹,但她的爱似乎永远年轻,无声无息又铺天盖地。常和母亲谈起我小时候吃饭的事情,谈起她喜欢的那张高凳。我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娘,十岁时母亲走进我们的家门,成了我的后妈。俗语说“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讨饭的娘”,失去母亲的生活够困难的了,但乡亲们说,晚娘的心是六月的太阳——毒透了。他们的眼睛似乎告诉我,更悲惨的生活还在后面。其实,即使乡亲们不说,书籍电影中关于“继母”的故事已经太多太多,在母亲走进我家门的一刹那,我就把敌意的目光投给了她。父亲在乡村小学做代课老师,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母亲来了…     

我的父亲马建民

正一、对孩子冷酷父亲有个习惯,喜欢在朋友面前揭露批判自己的孩子。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他总爱向外人介绍自己孩子的各种毛病,好像要特别表现一下他不溺爱娇惯孩子。在农村老家,大家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顽皮粗野,姑姑把我惯得很不像话,于是她和父亲     

母亲的日记

从记事起,我就看得出来,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不像别的父母那般亲热,因为很难见到他们在家里相互说句话,出了门更没有走在一起的时候。母亲还常常问我,假如我和你爸分开了,你跟哪一个?那时,每次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跟爸。是的,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我更好。每当见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只要我提出,父亲二话不说就会给我买。而母亲则不,她除了给我买各式各样的连环画、看图识字之类的东西外,很少会满足我别的要求。而我又是个好吃贪玩的孩子。所以,我就喜欢跟在父亲身后,不愿意和母亲呆在一起。然而,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便因病去世了。父亲…     

说好不变的友谊

她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对父亲的印象也只是模糊记忆中的一些碎片,因为母亲工作的艰辛,很少与她沟通,于是,她便将自己关闭在孤独的世界里。后来她有机会随母亲,转入到一所城市的初中。初来人生地不熟的校园,第一天她几乎就这么孤单地坐在靠窗户的一个座位上。目光跳跃窗外,孤寂的心境犹如那棵白杨,在微风中无依无靠地随风摇曳,几杆枯枝无精打采地随着早春的寒风发出沙沙的声响。她连连叹气,焦躁烦虑,     

我这九十年

难忘的校园生活 1915年11月3日,我生于福州市一个破落的中产家庭,有一姐一弟。父亲高渠畲供职于泉州中国银行,平常不在家,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家团聚数日。因此,我很少与父亲交流。母亲张佩芳没有什么文化,长年念经吃斋。平日操持家务,闲时爱打麻将。在她的影响下,我幼时也染上打麻将的习惯,过年过节常一赌为快。上学后,我就再也没有打麻将了,甚至打扑克,我也觉得是浪费时间。     

爱丽丝·门罗故事是咒语

最糟糕的是,女人结婚就是做爱 门罗的童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厄姆镇充斥着走私犯、妓女和流浪汉的贫民区里度过。她父亲罗伯特·埃里克莱德劳,从学校辞职后成了银狐养殖者。这门生意破产后,他又在10英亩农场上养起了火鸡。门罗的母亲当过老师,是清教徒式的保守女人,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是淑女。儿时的门罗,留着黑色长卷发．经常盛装参加主同学校的音乐会。这个苏格兰长老会家庭一度在大萧条时期艰难维生。门罗讲故事和阅读的兴趣没有得到重视,却被要求学习家庭妇女必备的技能——做饭和编织。她喜欢跟母亲唱反调,甚至从来不愿安慰哭泣的母亲。门罗说自己更像父亲,与母亲的关系相当复杂,性是母女之间最艰难的议题。“我想大多数野心勃勃的女人也许会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性是敌人。一旦她们结婚,就会终结所有野心。正如她们常说的,最糟糕的是,女人结婚就是做爱。所以性生活是你必须确定能掌控的事情。”     

无名氏哺育世界名人──华罗庚的姐姐华莲青忆母亲教子

她虽然没有地位,没有金钱,没有家产,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但她却以勤劳、善良、贤慧之美德,哺育了一位世界名人,
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感人的故事……“我和罗罗是‘一奶同胞’！“罗罗,就是我的弟弟华罗庚！我们家里人都喜欢这样叫他。“我母亲就生了我们俩。“我比罗罗大三岁。”前不久,我登门拜访了已故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姐姐华莲青。她向笔者侃侃谈起他们生身母亲的往事……“我母亲的老家在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我妈18岁那年,与我父亲华瑞栋结婚。“我姥姥家比较穷。小时候,我妈带我去过姥姥家。她的住房很破旧,下起雨来…     

我在苏联的青少年生活

奔赴远方我的家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在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边。我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生活。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又是小脚,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非常贫穷。我常常问母亲,我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她只是暗自垂泪。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陈昌浩当时参加了革命,是红军中的一个高级指挥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到处搜捕我们。当时在家乡实在危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和我,躲在武汉一个亲戚家。1937年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出现了,那一年我9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呆呆地看着他,觉得很陌生,没有多…     

日本人的职业

对于本职工作,日本人总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们几乎没有分别职业之高低贵贱的意识,似乎认为,只要埋头苦干,任何工作都能得到尊重和承认。学生之间也不比较父母的职业和收入,家里收     

我用一生去原谅父亲——郁达夫长女的回忆

<正>郁黎民曾反复问自己,作为郁达夫之女是幸抑或不幸?"我的那篇文章,可能父亲都没有见过"在郁黎民记忆中,父亲给予她最初的父爱还是外婆和母亲孙荃反复说给她听的。郁黎民在浙江富阳出生时,孙荃得了疟疾,缺奶,只得将她放在一个奶娘家抚养。1925年10月,郁达夫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