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子午谷金可记摩崖碑研究

一 摩崖碑的重新发现与研究概况 1987年6月,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交通厅局有关人员,再次考察古子午道北口。此地在今长安县子午镇南子午峪北口内,他们在峪口内约3公里名拐儿崖溪水傍,发现有一从崖上坠人溪边之花岗岩巨石,巨石靠溪水山壁斜面上,有阴刻的汉。造就是所谓的“新罗人金可记摩崖碑”,也即是此碑的重新发现。     

江苏省新沂县花听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江蘇省新沂縣花廳村發現新石器時代的遗址。南京博物院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與當地文化機關在花廳村共同進行試掘,在兩條溝中發現石刀及大批陶片。在一座新石器時代的墓塟中,有一批     

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本文首先對吐魯番新發現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文書進行了細緻解讀,並由此出發,清理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與關文有關的文書,特别討論了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我們相信,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將有助於加深對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湖北京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

湖北省文管會在配合京山縣石龍過江水庫渠道工程進行文物調查中,在京山西南青木鄉屈家嶺、茅家嶺、司馬河、趙家坡及天門縣屬的土城、譚家壋一帶,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七處。並在屈家嶺、茅家嶺發現了包含遺存很豐富的廣大灰土層與燒紅土層。     

關於山西永济縣薛家崖發現“一种三角帶孔的錢”的意見

本刊一九五五年第八期發表暢文齋同志的一篇報道:‘山西永济縣薛家崖發現的一批銅器’,其中談到發現的貨幣中‘有安陽、平陽、晋陽……明刀、半兩,及一种三角帶孔的錢’。这批貨幣顯然是战國及最晚到西漢武帝     

白居易與新昌楊家——兼論唐中後期都城官僚交往中的同坊之誼

弘農楊氏是通過移居都城實現"中央化",涉足科舉實現"官僚化"的中古世家大族之代表。入唐,楊氏越公房的後人數代同居於長安坊里,形成靖恭、新昌、修行、永寧四坊望。本文梳理了文人官僚白居易與長安新昌楊家的交往,兼及其與同坊官僚的交遊;復原科舉官僚在新昌坊私人空間的宴集,並發掘其社會文化内涵;相比與靖恭楊家的姻親,同居一坊的地緣因素,成爲聯繫白居易與楊於陵家族的紐帶,甚至左右了他們的政治立場與仕宦前景。由此個案可見唐中後期清流文化籠罩下,都城科舉官僚聯繫渠道之拓展,及對新社會流動規則之主動接納。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生產建設中各地陸續發現古墓古物

遼西省阜新縣十區腰衙村小洞廟西山坡上,於去年十一月,丈評土地時發現古墓。此墓墓門向南,係穹窿形。墓高約六米,直徑五米七,隧道長四米,寬一米三,墓門高二米。在隧道中間左右,又另築穹窿形墳二個,其直徑二米,高三米三;左右之小隧道長零點九米。頭道墓門係用石封,开掘后墓內全係泥土,掘至隧道中間,發現有故晋國夫人墓誌銘一合,長寬各三尺,铭厚三、八寸,蓋厚二、五寸。二道墓門旁,見鑲銀鐵鎖一個,約長尺餘,門兩旁置黄釉雞冠壶各二個(均遺失,碎片亦不     

跋“唐代天寶十三載宣城郡採丁課銀鋌”

<正>1963年長安縣文化館在該縣秦渡地區北張村徵集到一枚銀鋌,《文物》1964年第6期刊登報道,但所録銘文)錯甚多,不能卒讀。1964年夏,黄永年先生到長安縣文化館查看了原物,糾正了若干録文錯誤,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考釋。黄先生對銀鋌的來源、性質,以及宣城郡銀礦等問題進行了比較精當的討論。~(1)但銀鋌銘文關涉到的唐代課税制度、行綱制度,     

川西的小型宋墓

兩年來,由於各地開展建設工程,在川西地區發現許多小型宋代墓葬,尤以成都市附近的跳蹬河,包家桥、楊子山及成都市區以外的華陽縣、廣漢縣、什邡縣、彭縣、崇寧縣、崇慶縣、大邑縣等为重點,僅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会清理过的已有六七十座之多。我們就这些墓葬的一般形制、結構与有關問題,作一簡單介紹:     

張莊任龍圖閣直學士辯誤

正中華本《宋史》卷三四八《張莊傳》載:"張莊,應天府人,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詔爲兵部尚書,授莊■。"     

皖南歙县发现的古建筑初步调查

過去發現的古建築,大都是屬於:宮殿衙署、壇廟寺觀、陵墓碑碣、橋樑牌坊等類,關於民間住宅的古建築很少發現。這次皖南歙縣發現的幾處古建築,經劉敦楨先生勘察建自明代,在時代方面說,雖然不及傳說為唐宋那麼古遠,但這些都是民間建築,是研究當時地方社會和民間生活的重要資料。並且從這些保留下來的民間建築的精美形制和手法上,更可以看出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創作的普遍性與多樣性,所以是很有價值的。類似的情况,在南方其他地區也或有存在,希望各地方的有關部門,能引起注意,並進行調查和保護。本文是劉敦楨先生致鄭振鐸、王冶秋兩局長函,經編者根據原函摘寫的,應併註明。     

杜牧的長安回望

自開成二年(837)始,杜牧長期處於在京爲官與照顧家庭的兩難中,對長安的態度十分糾結。但到了會昌年間,杜牧外出爲郡,詩文中卻頻頻回望長安,表達了明確的思鄉情緒。杜牧的長安回望,指向的是"舊第"和"舊廬"兩個處所,二者都與杜佑關係頗深,對杜牧來説都是承載着家族政治聲望的空間。這也使得杜牧的"思鄉"並不意味着消極的"掛冠",而是重返政治中心的"戀闕"。杜牧自稱"北闕南山是故鄉",這種視整個長安爲故鄉的認同,又與其科舉入仕的經歷相關。     

古建築物上生長草木的處理方法

一、性質與問題在保護文物古蹟的工作中,保管人遇到的重大問題之一,便是在發現古建築物上生長草木,能切實有效的芟除它,而不使古建築物的形態和結構有所損傷。像在印度這樣的國家內,氣候與生活狀態都有不同的變化,因此古建築物上所發現的植物也是形形色色的,包括植物界中一切顯著的門類——藻類(algae)、地衣類(lichens)、蘚類(liverworts)、苔類(mosses)、羊齒類(ferns)以及顯花植物類。     

明代運河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發現與確認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公文紙本《陶朱新録》、《緑珠内傳》、《正統北狩事迹》和《賈氏談録》是四書合爲一册的古籍,其紙背均爲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二年運河管理部門的實用檔案公文。通過對其内容的分析,可進一步確認該批紙背文書的具體歸屬機構及官員應爲徐州沛縣沽頭工部分司主官欽差管理河閘工部主事欽拱極。《陶朱新録》古籍合册紙背沛縣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數量雖不算大,但是很珍貴,其發現與確認頗具“古籍考古發現”意義,爲世界文化遺産運河提供了一批反映運河河閘管理事務的全新史料。     

《史記·匈奴列傳》冒頓“北服渾庾”試解

《史記·匈奴列傳》冒頓"北服渾庾"。《漢書·匈奴傳》作冒頓"北服渾窳"。《漢書·地理志下》朔方郡有窳渾縣,師古注:"窳音庾。"王子今《論賈誼〈新書〉"備月氏、灌窳之變"》指出:"‘窳渾’如果與‘渾庾’、‘渾窳’有關,或許應當與雁門樓煩、上郡龜兹、朔方渠搜等類同,因外族内附者聚居得名。"中國古代邊郡縣以内附部族原名命名聚居地者俯拾皆是。但亦有以某地原部族名命名邊郡縣者,如西漢雁門郡樓煩縣本樓煩胡地。因此,窳渾如果與渾庾     

敦煌石窟勘察報告

一、自然環境對洞窟的影響概況莫高窟在敦煌縣城東南四十五里鳴沙山下。窟前的平地較敦煌城高出二百公尺,所以從敦煌南門直向東南是一個平緩的坡地,坡地的東南端東與三危山、西與鳴沙山相銜接,自兩山間流出的大泉把這坡地劃成了一道深而寬的河床,河床西側是距地平約四十公尺高的直立崖面。自四世紀初至十三世紀,在這崖面上創造了數百個洞窟,它們佔據了全長約一千六百公尺的崖面,這崖面可分為南北兩區,南區總長約一千公尺,共有四百六十餘洞窟,便是我們熟知的敦煌藝術寶     

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

本文集中探討2006年吐魯番洋海趙貨墓發現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這是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現在所知最早的户籍,也是目前所見紙本書寫的最早的户籍。筆者對該户籍的書寫年代、地點、内容、格式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該户籍保存造籍的年份,有具體的郡縣鄉里名稱,登録了五户人家的家口以及户内土地、奴婢的買賣情況。《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的發現對中國中古時期的户籍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山西平定縣東回村古墓中的彩畫

山西省平定縣東回村古墓,遠在一九五○年夏天,就被該村羣衆犂地所發現,當時下去將殉葬之柏木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