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彭敦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内容上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关于“万县惨案”的补正

关于“万县惨案”的补正黄岭峻《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载有彭平先生的文章──《“万县惨案”后的中英交涉》,该文根据重庆海关保存的档案资料,对１９２６年“万县惨案”的善后谈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读后受益颇多。不过,笔者在此前又偶然见到台湾李健民先生...     

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

自明朝以后,中国对琉球一直拥有宗主权。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是清政府弱化对琉球宗主权的开始。在琉球问题交涉中,李鸿章的“延宕之法”进一步弱化了宗主权。随着宗主权不断弱化,清政府内部“防日”思想上升。     

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中日双方围绕“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部分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史称“满蒙交涉”。交涉过程中,张作霖坚持抵制态度,并采取了为中央政府出谋划策、明应暗抗、以夷制夷和发展地方经济等具体措施,终使日本长期要求解决的“满蒙悬案”,一直“悬”到张作霖被炸。     

中俄伊犁交涉研究概述

1872年5月至1884年6月中国就收复被沙皇俄国强占的伊犁地区与俄方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激烈谈判交涉,最终缔结了中俄伊犁《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及其五个边界子约,同时还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史称这一过程为中俄伊犁交涉,并在中外史学界形成了中俄伊犁交涉专题研究。本文拟对此项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做一概述。     

庚子赔款与退款的国际交涉内情

1900年发生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事变”。随后,清政府被迫向列强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连本带息,总数达白银10亿两以上,史称“庚子赔款”。随后,列强又先后对庚款进行了有条件的退赔。在这一赔一退之间,国际交涉纷纭繁复,外交谈判折冲樽俎。详情请惠阅《庚子赔款与退款的国际交涉内情》一文。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一杯咖啡智取日本绝密情报

1936年9月,因为“成都事件”（1936年8月,成都人民为反对日本在成都强行设领事馆,而自发殴毙两个日本人）,中日双方重开外交谈判。日本企图借此机会压迫南京接受“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提出,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

黄郛档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其中不少资料,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已加利用。但是,还有不少资料,尚未为人们所见。本文将根据这批资料,参考上述二书,讨论1928年的济案交涉。 在很长时期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其开端即是济案交涉。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