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约议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学术文化逐渐深入中国,被称为“西学”。然而西学的传入和这一名词的使用,却早在明清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 耶稣会士来华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     

试评18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

明清之际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国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我国解放前,陈垣、陈受颐、阎宗临等学界名流也多有论著。1957年,朱谦之先生任教北大时,着手修改他于1940年出版的旧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将此书的“前论”作为讲义印发,文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此后的两三年间,《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朱先生认为耶稣会士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华耶稣会士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①除了朱     

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

一明末清初大量欧洲耶稣会士的来华引发了一场直接的、规模甚大的中西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精神方面（如思想、观念与宗教意识方面）,同时也是物质方面的,法国耶稣会士所携入的大量“西洋奇器”①即为一例。然而,这种物资文化方面的交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     

前后期汉译西书译词的传承与发展——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年）中的五带名词为例

“热带”是耶稣会士创制的地理学译词,为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所继承并传播到日本,最终成为汉字文化圈的标准术语。但是“热带”的传播并非直线性的。因缺少本土知识分子的帮助,19世纪初来到广东的新教传教士没能及时注意到耶稣会士的文化遗产,对于耶稣会士中文着述中的译名也没能加以借监。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来到上海的传教士们,在王韬、李善兰等帮助下,开始积极地吸收耶稣会士的成果。本文对译名在传承、普及过程中的种种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明清传教士中国上古编年史研究探源

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几部重要作品中对三代以前中国帝王世系的记录 ,来了解耶稣会士研究中国上古史所可能依据的中文资料 ,以为评价 17— 18世纪欧洲人有关中国上古史和编年史的讨论奠定一个文献基础。分析结果显示 ,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知识并非如他们自称 ,出自儒家经典和官方正史 ,而是来自宋代以后出现的不入流的编年史书。这说明耶稣会士为欧洲人构建的中国历史知识基础并不牢靠 ,而这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人误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因。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建国以来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综述

<正>由于在掌握语言、史料方面的优势和对教会史研究的现实需要,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最早是从天主教会内部开始的。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史的研究基本都呈现出通史研究的倾向。最早对中国天主教进行研究的是华人耶稣会士黄伯禄神父,他的《正教奉褒》列有晚清各地方官府针对天主教发布的告示,现已成为研究清末教会的重要资料。民国年间,华人耶稣会士萧静山司铎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天主堂,     

明清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其心态

明清时代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活动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个问题本身实质上是东方化和西方明的一次直面的碰撞。耶稣会士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又奉行了一条走中国上层。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一场“不败而败”的颜色战

当“水色”遇到“油色” 1715年,“阅色无数”的中国皇帝康熙,却被西洋色迷了心窍。始作俑者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这一年,郎世宁给康熙带来一箱珐琅器,珐琅器颜色的艳丽,迷住了康熙,也随后在宫廷内点燃了一场西洋色的风暴。     

葡系耶稣会士对葡萄牙远东殖民利益的促进作用

远东保教权在葡萄牙的远东殖民扩张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它庇护下前往远东的葡系耶稣会士对于发展和巩固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建立和维系商业关系、提供商业信息、参与商业贸易和殖民管理等方面葡系耶稣会士的种种世俗活动对葡萄牙殖民利益极具促进作用,传教士的这些世俗功效是它国争夺远东保教权的重要原因。     

利玛窦与肇庆官场

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前来中国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是年传教士曾三度被允许进人中国,但未能建立居留点。经过一番活动．传教士于次年10月在肇庆取得立足之地。广东这次“对外开放”。并非因为大明帝国的国策有什么改变．更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广东一些地方官特别开明．整个过程不过是一场行贿与受贿的博弈．这就注定耶稣会士的中国之行必定焦头烂额．而且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     

十六七世纪天主教在日本“慈善传教”评析

16、17世纪之交,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以“谋略智取型”开展送医送药、救助奴隶、兴办教育等“慈善活动”,在社会底层民众中赢得了大量信众,开辟了一个“天主教时代”。这与天主教在拉美对异教徒采用以“刀剑传教”的赤裸裸的征服完全不同,成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日耶稣会缺乏武力后援且为适应文化差异而被迫采用的传教策略。“慈善传教”与“刀剑传教”在形式上大相径庭,然两者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的比较研究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杰出代表。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他在从事“殊方传教”的同时,对当时东西方传统文化交流作了许多工作,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对天文、地理、历法、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韩〕曹世铉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自从西方大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的思想文化,便开始产生矛盾和冲突,经过社会的变动以及志...     

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科学领域的接触

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代（1643一］．715年）和康熙执政年间（1662—1722年）一出现了中法两国之间最早的科学接触。这些接触以耶稣会士为中介而产生。1685年,六名法国耶稣会上高法前往中国。除了传播福音的使命之外,他们还负有双重任务：既作为路易十四的科学使节．又作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他们被称作“国王数学家”,并以此名义而领取一份年金、仪器和科学书籍。本文旨在分析向中国派遣的这第一个欧洲科学使团的动机,也将述及法国在华耶稣会士在科学方面所起的真正作用,最后将概述他们对欧洲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法国传教团：…     

国际视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径选择

正当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从新中国算起将近70年,从新时期算起将近40年,已经到了应该总结也可以有所总结的时候。问题是如何总结,如何来看待和总结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赵轶峰教授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总结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认识路径,给会议定了一个很好的主题:“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这个题目显示的是一个主题两个基本点。一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这是谭其骧先生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得到与会者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本刊将讲话发表于此。题目为作者所加,内容作者做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