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南京钱庄业的兴衰

钱庄与票号、银行并称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三大金融机构。关于区域性钱庄业的研究,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的南京钱庄业,至今仍无专题论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钱庄业迅速发展,到１９３１年初达到顶峰,但随之又迅速衰落,跌入低谷。本文试利用所能涉及的材料,初步探讨这一时期南京钱庄业的兴衰及其原因,以抛砖引玉。 南京钱庄业起源于明代,到清代有一定的发展。清康熙、嘉庆年间,南京地方特产贡缎畅销全国,商业繁荣,为钱庄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同治初年,南京已有经营存、放款和…     

闲说旧时镇江钱庄

<正>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镇江开埠通商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壮大,金融活动日益活跃,其中,钱庄业尤为突出,被称为"百业之首"。据《镇江市志》记载:"在此以前早有典当业,钱庄业则在开埠后逐渐兴起,至光绪九年发展到60家,以后几经兴衰,至光绪三十二年开业钱庄为32家。"其中规模较大,资金雄厚的钱庄有李鸿章开设的义善长钱庄,盐商周扶九经营的鸿源钱庄及源丰润钱庄、同升泰钱庄、元同钱庄、镇和钱庄等,北京的著名钱庄"四恒"在镇江也设有分号。     

论抗战时期的杭州钱庄业

钱庄业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代表之一。本文依据日本满铁调查机构1942年对杭州钱庄业的调查资料,重点分析和考查抗战时期杭州钱庄业的基本状况、组织特点和业务领域,指出能够根据外在社会环境变化调整、改革自身是钱庄业得以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近代汉口钱庄的变迁

汉口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商业城市,其兴衰的历程对于中国中部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口钱庄业也因为与这个城市的脉搏紧密相连而有别于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地的钱庄业。梳理并评述汉口钱庄的变迁,对中国近代钱庄业的深入研究应能起到推动作用。     

试析近代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及其不同结局之原因

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是我国的封建金融机构,它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钱庄在发展中得力于票号的扶植。在近代,票号有外国银行同它争夺业务,并连受战乱的打击,面对同业竞争,自身没有能及时调整、改革,而山西又受到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票号发展渐衰;钱庄则依赖于外国银行的“拆款”,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租界内外国势力的“保护”,面对竞争,自身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且上海享有独特的地理、交通条件,钱庄得以继续存在、发展。     

上海滩最后的钱庄

上海的钱庄业早在清代中叶就相当发达,设立在邑庙内园(即现豫园)的钱业总公所,是上海最早的会馆公所之一,成立于乾隆年间。以后又在南、北市设立了分公所。即使到了民国年间,中外商业银行云集上海,古老的钱庄逐渐式微,却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     

李宏龄的票号成败论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缺失

<正>在分别考察了近代中国精英人士关于货币和银行问题的论述之后,传统中国货币金融组织的近代转型,亦即新式银行是否存在中国传统渊源的问题,就凸显在我们面前。活跃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传统金融机构主要是钱庄和票号。钱庄由于具有两元并存形成的特种兑换业务,其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辛亥革命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的山西票号就成了考察传统中国金融机构近代转型得失不可替代的标本。幸运的是,在票号任职50余年的李宏龄留下了任职期间的工作文档《山西票商成败记》,为我们提供了经营内幕密不示人的票号在清末衰退期的珍贵信息。     

近代钱庄盛衰之启示

<正>钱庄是个古老的金融行业,很多人以为,它无法适应近代经济转型,所以最终被淘汰出局了。其实不尽然。厘清钱庄盛衰原因,定会得到有益启示。在近代市场发育和工业发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适应了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的需要,曾经非常兴盛。到了20世纪20年代,因为外资银行的刺激,中国新式银行也有很大发展,于是形成了钱庄、华资银行、外资银行三足鼎立的金融格局。其中,外资银行主要对洋行等各式外国在华企业融资;华资银行主要对较大型的纺织、面粉等新式工业企业融资,也经营政府公债;钱庄则对经     

徐州钱庄业的兴衰始末

正一、钱庄业的兴起与发展钱庄是旧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私人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各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广州等地则称银号,其性质与钱庄相同。在汉口、重庆、徐州等地,钱庄、钱号与银号的名称并存,早期的钱庄多为独资也有合伙经营,小的钱庄仅从事货币兑换业务,称钱店。规模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放     

上海钱庄与钱庄票（上）

一、钱铺·钱桩·钱庄——钱庄溯源 　　钱庄是中国旧式金融机构。在近代银行兴起之前,钱庄在社会经济中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钱庄起源于钱铺,钱铺又称“钱肆”,最早见于明正德年间成书的陆粲《庚巳编》卷第二《洞箫记》,文中讲的是苏州人徐鏊遇仙女的故事。徐鏊经营的“解库中失金首饰,美人 (仙女 )指令于城西黄牛坊钱肆中寻之,盗者以易钱若干去矣。”①后徐鏊果然在钱肆中找到失窃的饰物。明嘉靖年间问世的《金瓶梅》一书,其中提到“钱铺”。该书第九十三回,冯金宝对陈敬济说：“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钱铺的出现起…     

福建钱庄形态杂说

为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福建钱庄业,曾经与典当业并列为福建地方金融的两大支柱,存在近两百年,历史悠久,直到近代银行的兴起,其在金融界的主导地位才日趋没落。回顾历史,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福建钱庄有诸多形态,略述为下：     

秦润卿与上海钱庄业

秦润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金融实业家,从事近代钱庄业凡五十余年.不仅使上海钱业随时代的潮流而走过一段辉煌,实现自身的历史价值,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努力跨越旧式商人的藩篱,向新目标行进的范例.     

近代福州钱庄

钱庄．是古代中国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历来甚受学术界的重视。近代福建一地的钱庄甚为发达,尤以福州钱庄为最。拙文拟就福州钱庄的设立、业务的开展以及钱庄的终结等方面．谈谈福州钱庄。[第一段]     

《近代中国民间银行的诞生》出版

<正>林幸司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23万字,98元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抗日战争,然后走向社会主义。如何把握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在此过程中的变革,作者选择了近代银行业作为考察对象。具体而言,在前近代的中国四川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贸易活动颇为盛行。为便于汇兑交易和货币兑换,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后,受沿海城市的影响,重庆出现了四川首家民间银行聚兴     

汉口的钱庄与票号

钱庄是一种旧的金融机构,这种旧的组织形式,一直到“废两改元”后才结束.汉口的钱庄,早在道光年间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光绪初年,汉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钱庄,并开始经营商号收受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汉口贸易的发展,浙江、安徽等地的商人纷纷来汉口开办钱庄,到1922年汉口的钱庄数已达150余家,武昌3O余家.而且自此以后,汉口的钱庄便有了本帮、徽帮、浙帮、西帮之分.汉口的钱庄具有一个特点,即一般不设分庄,商号也兼营钱庄.如武昌曹祥泰杂货店便附设有寿记钱庄,汉口的黄志成拆货店设有万镒钱庄.汉口的钱业与地方商业有着互利的关系,历届汉口商会会长、议董、会董等职务都由钱业的帮董出任,如曾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的万泽生和后来的会长周星棠都     

沈阳制作“张学良将军铸币存珍”

4月 9日,坐落于浦东大道 9号金融大厦的上海市首家“银行博物馆”开馆。博物馆以上海近代银行发展史为主线,展现了上海近代银行业的变迁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国有银行的成长发展历程,其中包括“上海近代银行业的变迁”、“新中国上海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改革奋进中的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等三部分,有展品 730余件。该馆还附设中国钱币陈列厅,有展品千件。 　　此家银行博物馆由上海市工商银行主办,市档案馆协办。 上海开办首家银行博物馆@旭东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     

漫画中的历史(四)——革命的缘起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学者张海鹏先生在梳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时,提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沉沦"与"上升"说。他认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社会逐渐"沉沦"下去,这个深渊的"底"就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但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开始成长和集结,于是辛亥革命爆发,缔造共和;新文     

闲说旧时钱庄学徒制度

<正>旧时钱庄学徒制度是培养钱庄业人才最主要的途径,大多数钱庄的从业人员都出身于学徒,尤其是经理、协理等钱庄的高层管理者,如果没有学徒出身的行业背景,不仅很难得到同行的尊重,而且也不能获得钱庄内部员工的信任,甚至不能正常有序地开展钱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所以,旧时钱庄学徒制度对人才培养及钱庄兴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旧时钱庄业正常延续发展的基础所在。旧时钱庄选人、录用、培育、考察等学徒制度,十分严格,犹如用铁炼钢,反复锻造,其中不乏一些     

试论近代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化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浪潮中,传统知识分子在科举废除之后摆脱了单一的"读经—求仕"的发展取向,走向了近代社会大分工之下的职业化道路。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四民阶层"中的士阶层逐渐分化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