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

长期以来,关于孙中山"五权分立"思想的争议比较多。传统观点一般认为五权分立是西方三权分立的继承与发展;而时下一种观点则认为五权分立仅仅只借鉴了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表现形式,而没有借鉴其实质内容——分权与制衡的原则。本文想就此对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作一个简单的探讨。     

制衡与三权分立是否是同一项原则辨析

制衡,已被我们公认为是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进行民主建设和维护社会安定十分有效的政治机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久以来把制衡与三权分立混为一谈,视二者为同一原则。这种理论认识极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实行制衡,不实行三权分立就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然而,笔者发现,西方学术界对制衡与三权分立关系的理论认识与国内学术界正好相反,国内学术界对这种长期存在的对立认识也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笔者认为,在当前深入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的形势下,澄清制衡与三权分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制约机…     

约翰·洛克分权理论再思考

约翰·洛克所明确表述的分权原则作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理论对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国家的国家权力组织形式产生了重要、持久的影响,并将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作为其权力组织必然奉行的理论和原则。因此,研究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剖析其内容、特点,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并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成有益的借鉴。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践

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是晚清国粹思潮与孙中山对西方政治制度深刻认识相结合的产物。其理论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分权制衡原则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某些合理性因素,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将其逐步完善,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孙中山始终不渝地实践着五权宪法,这种实践虽然在小范围内部分地取得了成效,但作为一种完整的整体构想却始终未获成功。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是中国政治变革史上的一件大事,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论美国分权制衡制

三权分立,是西方流行的政治学说,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则。美国政府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地位平等、相互制约平衡,在当今西方各国,美国是实行分权制衡最典型的国家。本文拟对美国分权制衡制的产生及其特点作初步探讨。     

“AA制”的传说

每当跟中国朋友聊起中西文化的差异时,总会有人断言:"你们西方人习惯AA制,跟朋友或爱人去吃饭都是各买各的单"。我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不排除我们外国人也有这么做的可能性,但我认为,这在外国人中的比例应该和那些在中国喝酒划拳却斯文小声的人一样少。     

历史要重演吗?——1948年的周鲠生、胡适之争及其意蕴

1948年初,周鲠生与胡适就国际局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德对日政策?第二,苏联是不是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周鲠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的对德对日政策,可能会导致德、日两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从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政策的覆辙。胡适则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并未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政策,而苏联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从世界范围看,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两种不同的外交主张的分歧在中国的反映,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念,反映了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复杂走向。     

祸起西方优越感

近来,"中国间谍"之所以会成为西方主要国家媒体的热门话题,笔者以为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是一种西方种族与文化优越感的新体现,有必要略加叙述。中古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很少,西方人主要通过《马可波罗游记》等极少的记述来了解中国。当时,     

“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商战甚于兵战——郑观应之“商战论”刍议

晚清的许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掠夺,是导致近代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他们主张不但要加强武备,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极力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商战思想由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首先提出,这也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日本政治体制中的双重结构

当代日本是以天皇作为国家象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众所周知,这一政体形式,并非日本社会所自生,而是在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占领当局在摧毁其旧的社会总体结构的同时,强制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然而,日本的这一政体形式,又不是原生形态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复制品,它既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嫁接成活,又隐现着日本所特有的政治遗产。笔者认为日本政治体制可用“三、二、一”进行概括,即总体框架的三     

从宋辽关系论古代中国国际法的滥觞

论述古代中国国际法起源于宋辽时期,可以从古代中国民族国家萌芽产生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站在宋代是中国"民族国家"的起源和萌芽的角度,我们才能认为宋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活动是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起源。     

本土研究与自我反思——读《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

本文以《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一书为论述对象,分析认为作者的研究试图进行多学科的互动与协作,同时又不失民俗学的学科特色;在个体与结构之间力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并对西方的二元论进行了批驳,但反思却不够彻底;作者将其研究方法与费孝通"田野工作始于假设也止于假设"的方法论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我所不赞成的,而是强调要时刻警惕西方二元论对我们的影响,并要对中国的本土研究与研究者自身进行不断地反思。     

西方的史学史研究的情况

我跟大家一样,非常高兴地参加这次座谈会,特别感谢白先生把我们编写西方史学史的六个人找来了,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在这里开碰头会,商量我们的编写工作。我们搞西方史学史的人今天到这里来同大家会聚,我看是有点“缘分”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的史学,从上古一直写到司马迁为止。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我读的是英国文学系,英文是我的主修,历史是我的副修,这就是一种缘分了。今天参加这个会,回想起几位大学里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教育很大:一位是吕思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西方视野下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探析——以《中国季刊》为研究视角

中苏关系破裂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从西方视角特别是《中国季刊》所刊发的文章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大多立足于国家利益发展来看待中苏关系问题。因此,他们认为个人因素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意识形态论战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表象,核心问题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其中政治和军事因素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分析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没有分析共同利益对中苏关系的聚合作用,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发展走向的期待等。     

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中的作用

进化论者摩尔根最早提出来“文明”一词,他认为文明社会与蒙昧、野蛮恰好是相反的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是文明进程的核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苏秉琦先生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西方的差异,从宏观提出了古文化——古城     

“一带一路”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经济关系的考察与审思

经济往来是文化交流、文化磨合的基础。几千年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有着相当频繁的文化和经济往来。阿拉伯国家和民众作为东西方的桥梁,将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等闻名遐迩的货物传入西方,推动了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文化交流磨合的进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式发起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正在为深化改革开放采取的宏伟举措。本文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自古以来的文化经济关系进行考察,并着重探讨作为东西方桥梁的阿拉伯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为推动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进程而做出的贡献。     

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帝制中国法律文化图景

西方学界对帝制中国法律的认识受到"现代主义"价值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的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是"东方社会",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并注重批判帝制中国法律的"专制主义";二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制度功能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社会秩序控制,同样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洞见与偏见并存。西方学界内部对"现代主义"中国法律史研究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对于国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有诸多借鉴意义。     

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

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学家明确地以欧洲"文明"来衡量世界各国的国际行为及法律权利,从而在国际法中形成了一套规范国际关系的"文明"标准。按这一标准,世界上的国家被划分为"文明"、"野蛮"和"蒙昧"等不同类别,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野蛮"和"半野蛮"("半文明")国家被排除在国际法适用范围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外,从而建构出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等级性世界秩序。这一秩序是西方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为其瓜分世界和殖民统治寻找法理依据而建构起来的,通过西方列强与非西方国家的互动而形成。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是欧洲国际法传统中"自我"与"他者"二元思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