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祐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贡献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汉译长达一千余年。在佛经汉译过程中,出现了大批佛经翻译家和佛经翻译理论家。南朝时期的僧祐在佛经目录的整理和佛经翻译理论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对后世的佛经翻译和佛经保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僧祐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佛经翻译文质中庸理论以及梵汉翻译中的文字问题等方面论述僧祐的贡献。     

敦煌写本佛经题记内容探析

敦煌写本佛经在敦煌文献中占绝大多数,不少佛经附有题记,这些题记多是祈愿、修功德、读诵、受持、供养所写,亦有抄写佛经、校勘佛经、译经、写经、杂事所记等,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敦煌历史、宗教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佛经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佛经翻译对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容;对佛经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通过中外僧侣往来和各种途径,使佛教文献大量流向海外,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佛经文献经历代抄录刊刻,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文献的版本和目录的类型提供了佐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对佛经的大量需求的驱动而发明了印刷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经文献与印刷术技术一起向海外流传。     

辽代庆州白塔佛经用纸与印刷的初步研究

正1989年,文物部门在对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庆州古城内的辽代白塔(释迦佛舍利塔)进行抢救性维修时,发现塔刹内藏有一批辽代佛教文物,其中包括纸本佛经经卷246件(幅)、经书2册[1]。这批密藏是继应县木塔、天宫寺塔发现辽经后的又一重大新发现,对于研究辽代雕版印刷和造纸技术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关庆州白塔佛经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雕版印刷和佛经装帧方面,对于佛经用纸及佛经印刷的细节考察尚未开展或不够深入。为进一步研究辽代造纸技术的源流,挖掘庆州佛经印刷品的科学价值,并由此开展对文物的保护工作,     

光孝寺——佛经传译—重镇

正佛经传译——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内容——于中国早期佛教的启步和前行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佛经传译活动包括传与译两大部分,而两者密不可分。与佛教东来的路线一样,佛经东传也是循陆海两途。相比较而言,海路传经可能较陆路更有优势,因为原始佛经     

《一切经音义》与古籍整理研究

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前后相承,诠释了一千多部佛经中的词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入藏佛经的缩影,据其所释某部佛经的词语可比勘唐宋传本与今传本的异同,而由其所释各部佛经则可略窥其时入藏全部佛经的概貌,且玄应和慧琳征引了经史子集数百种古籍来阐释佛典词语,其中有的可与现有传本互补对勘,有的则今已失传而为其所独有,更显珍贵.因而,玄应和慧琳所释音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先秦传承至唐宋古籍的渊薮,在古籍整理硏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中国的佛经翻译史看异化到归化

异化和归化之争历史悠久,认为是一种翻译总策略,它包括选择什么来翻译和如何翻译,直译和意译指的是一种语言表层的处理方法。从中国古代的佛经的翻译史,可以看出有一个从异化到归化的过程:在佛经翻译内容的选择上主要体现了一个从小乘佛经到大乘佛经最后到禅宗,这表明中国文化也有目的地选择符合本土文化的翻译对象;也越来越讲究文采。     

论佛经文献在我国图书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论佛经文献在我国图书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孟雪梅,田丽君佛经文献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它是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佛经文献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佐证。佛教传入我国始于汉...     

国宝明版大藏经

国宝明版大藏经施爱民张掖大佛寺藏经殿藏有一部明代佛经。这部佛经保存之完整,装帧、印刷之精美,工艺、书法、绘画技巧之高超,使人无不倾心赞叹。１９９１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鉴赏这部佛经后,赞不绝口：“精品,精品,它不仅是佛教文化在张掖的历史见证,也是很美的...     

浅析安世高的佛学修为

安世高是中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因其翻译的佛经多以小乘佛经为主,所以一般中国佛教史将其归入小乘学派。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认知层次、称谓及僧传、来华译经等方面来论证安世高是一位大、小乘兼修的高僧。     

中国古代佛经的来源及其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是和佛经的传入、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始于汉代,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唐宋而不衰。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入并翻译出了煌煌5000多卷的佛经,对古老中国的传统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所论即为此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些片断,以便使人们对这早已过去的化盛况有所认识和了解。     

朝阳西上台辽墓

墓葬时代为辽代晚期,其墓室周壁嵌有14块佛经石板,板上刻字口描金的梵文佛经,每经并加汉文经名。葬具为石函,函盖及四壁亦阴刻梵文佛经。墓内出土一批精美的北宋景德镇影青瓷和定窑瓷器。     

英藏黑水城西夏文《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残页考释

编号为Or.12380-3392RV的英藏黑水城文献为一西夏文佛经残叶,经释读考证,可以判定为西夏文《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的一部分。残叶正、反两面内容前后相连,其反面内容在前,正面内容在后。这一西夏文佛经目前出土数量较多,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当为西夏时期较为流行的佛经之一。     

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

1959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发现了一大批回鹘文佛经,计608叶,1216面。这是哈密第一次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也是解放以来新疆发现回鹘文字最多的一次。在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脱米尔底北坡有     

敦煌佛经略考

敦煌是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也是我国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地区之一。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至宋代前期藏经洞封闭的八、九个世纪里,敦煌的佛教信仰,历久而不衰。敦煌的写经事业,亦始自晋代,扩于六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历时六、七个世纪之久。敦煌藏经洞遗书,以佛经文献为最丰富,敦煌遗书,严格地说,亦可以称之谓佛经遗书。现就敦煌佛经的某些问题,作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现存西夏文佛经函号整理研究

在前人对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大部头佛经函号整理研究基础上,论文对出土存世的大量散见西夏佛经函号资料进行了一次集中梳理,归纳出了西夏文佛经函号用字的五种存现形式,指出这些函号分属于大藏经本及单行本两类藏经系统之中,其中单行本藏经函号用字、合帙等方面都表现出复杂形式。西夏文佛经函号资料的全面梳理,为西夏佛教文献残页、残片的判定考证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纠正文献材料刊布过程中的误拼提供了帮助。     

勒巴沟的石经山

勒巴沟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雕有佛像、佛经的嘛呢石,被称为"佛像沟""佛经沟",成为考察青藏高原藏族石刻文化、探寻藏传佛教神秘的重要旅游景点。从玉树州府结古镇乘车出发,     

从考古学角度看尸毗王本生图像

尸毗王本生故事是佛教舍身救世类本生故事的重要代表。它不仅有文本散见于众多佛教经典里,还以雕刻、壁画图像的形式在古印度、中国新疆及敦煌石窟等地区广泛流传。尸毗王本生图像依据佛经文本所绘制,而图像与佛经文本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从考古学角度出发,通过对14部涉及尸毗王本生故事佛教经典进行梳理,并对各地区尸毗王本生图像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图像与佛经文本之间的关系。     

我国古代汉译佛经翻译理论

我国古代汉译佛经翻译历史悠久,历经东汉、魏晋、唐宋,于元代之后趋于尾声。佛经翻译实践中始终存在"文"、"质"之争,剖析其发展脉络有助于全面把握汉译佛经翻译史;而彦琮的"八备"翻译观更进一步提出对翻译主体的素养命题,这对当今的翻译理论仍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菩萨苦行”文献与苦行观念在印度佛教史中的演变

佛经中共出现三种苦行方式:外道苦行、僧团中的苦行和佛陀成佛前的苦行即菩萨苦行。对前两者的批评态度在佛经中可以找到明确的文句,对第三种苦行似乎都持推崇的态度。但是,通过对照和分析巴利文、梵文、汉文、藏文佛经的文句发现,佛经文献的禅定术语、三个关键譬喻的位置和模式化句式,都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而上述三个方面的演变都导向一个共同的趋势:菩萨苦行从备受推崇到为人轻视。如果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来重新检视许多历史观念,或许能产生一部新的佛教史或佛教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