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都城规划布局探析

两汉都城之间的布局变化表现为:宫城布局由西汉的多宫向东汉的南北两宫演变,宫城面积占城市面积的比例下降;其社稷和宗庙开始由宫城移至城南郊,但与宫城依然呈"左祖右社"的格局;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以及太学设置在东汉洛阳城南郊显要位置,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城市供水由西汉长安城的单供宫城园林用水,发展为布及整个东汉洛阳城的水资源综合利用,亦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

礼制文化 ,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内容。在礼制性建筑中 ,明堂、辟雍、灵台在历代都城中位置十分重要 ,对明堂的研究应首先搞清楚它们彼此的关系。平城明堂作为一座巨大的建筑群 ,大量的建筑石料来自当时正在开凿的云冈石窟 ,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深化问题本身 ,而且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也会有所启发。辟雍的水源出自如浑水 ,而如浑水与平城的研究密切相关。在与长安、洛阳另三处明堂遗址的比较中 ,可以看出平城明堂的显著特点 ,从中也可看到孝文帝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北魏平城明堂建设时间初探

北魏明堂在中西文化碰撞,胡汉文化融合之际建设完成,给中国礼制文化增添了活力和新鲜的血液,在拓跋鲜卑贵族精心设计之下,平城明堂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完成,足以见证它不凡的建设履历。集明堂、辟雍、灵台三位一体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是它显著的特色,也是它耗费建设时日的一大因素。太和年间,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增强,土木工程建设增多,减缓了明堂建设的步伐。除了现实客观原因,孝文帝与冯太后的政治关系也直接影响明堂建设的工期,明堂建设时间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孝文帝与冯太后抢夺政权的险恶复杂斗争,也讲述着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与人文情怀。     

论西晋《辟雍碑》所见的太学诸生

民国时期出土的西晋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对于进一步探讨西晋时期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出现了礼生、弟子、门人、寄学、散生、都讲等太学诸生的称谓,丰富了对于太学诸生群体的认识。通过对姓名、籍贯等信息的统计,可以看出西晋太学诸生的构成呈现出身份庞杂、来源广泛的特点。对比传世文献,碑刻中所列的太学诸生情况可以加深对太学、囯子学二学并立、太学兴衰的理解。     

西晋辟雍碑

辟雍碑,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1931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西南12公里东大郊村北部西晋太学遗址中,后立于东大郊村。建于晋咸宁四年(公元275年)十月。该碑首和碑身整石凿成,碑高322、宽110、厚30厘米。碑首约占碑身的三分之一,其两边有蟠龙伏绕,碑额隶书23字。碑正文隶书30行,行55—56字,字径3厘米。无撰书人姓名。该碑是西晋的太学生徒为颂扬皇帝崇尚儒学的盛德而立,     

世上独一无二的辟雍

世上独一无二的辟雍○李学敏从有关部门传来消息：与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仁寿殿并列的六大宫殿之一的北京国子监辟雍,终于在’９７中国旅游年中向社会开放了。北京国子监的辟雍,是自古以来中国仅存的辟雍,因而也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辟雍。何谓辟雍？其说不一...     

论周至汉代宗庙形制的转变

据考古发现,周代宗庙整体坐北向南,院落内建筑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主体建筑多为前朝后寝的“凹”字形,院落南墙正中有门塾,东、西墙或留侧门。西汉至新莽时期,宗庙整体平面为四向“回”字形,院落围墙四面各辟一门,中心建筑为四堂八个共一太室,其四面各开三门,有强烈的四时、五行色彩。从宗庙乐舞、月游衣冠礼制看,西汉诸帝庙形制基本相同,且袭自秦代。秦二世元年的宗庙改革是周至汉代宗庙形制转变的节点,礼县四角坪遗址反映了秦代祠庙类礼制建筑的结构布局。秦始皇所建极庙本为明堂,二世元年将其性质改为始皇庙,其形制又被汉庙继承,遂使秦代西汉宗庙具有一种“明堂式”风格。极庙的设计当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蓝本,后者吸收、整合了战国时列国的月令明堂思想。     

明堂初探

明堂初探曹春平明堂是中国古代一项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是王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但它的原始面目一直模糊不清。汉武帝曾召集众儒讨论明堂制度,争论再三也得不出一致的结论,以至于一时无法建造明堂［１］。清儒更是对明堂制度作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图形探讨［２］,却多囿...     

明代国子监立簿稽查制度探析

<正>同唐宋时代相比,明代的国子监在办学形式上趋于简单化。一方面,从宋以来逐渐模糊的国子学与太学之间的界限,在明代被完全取消,过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育职责由作为具体教育机构的国子监独立承担;另一方面,算学、律学、书学等被排除在国子监之外。因此,在明代",国子监"与‘"太学"在指称的对象上完全一致,从而使国子监由唐宋时代的中央学校管理机构转化为比较单一的教育机构。     

南京发现南朝“明堂”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

最新披露南京新发现的南朝刘宋“大明五年明堂壁”铭文砖等一批实物资料,并阐述了这批资料对研究南朝时期都城重要礼制建筑“明堂”的建造历史及其对研究六朝都城布局的重要学术意义。     

《孔庙、国子监全图》考

《孔庙、国子监全图》是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 )国子监辟雍刚建成时绘制的孔庙、国子监全图 ,是研究孔庙、国子监历史的珍贵资料。     

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

晋武帝立嗣是事关西晋政权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晋辟雍碑》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将碑文与史籍相互比证,可知皇太子司马衷莅临辟雍观礼虽不合古制,但此举却是晋武帝提升太子在士林声誉的重要措施。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成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晋武帝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而展开的。     

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话说明堂

话说明堂杨明扬所谓＂明堂＂,是指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古乐府《木兰诗》就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之句。《大戴礼》中说：＂明堂者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明诸侯之尊卑也...     

郭店楚简与传世文献互徵七则

1.《唐虞之道》五号简释文[1]：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大教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裘锡圭先生指出“大教”当读为“太学”（《郭店》一五九：[八]）。按：裘锡圭先生把“大教”读为“太学”,当是依据《礼记·祭义》如下的文字：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对比可知,简文所谓“大教之中,天子亲齿”的具体内涵就是“食三老五更于大学”。《礼记·文王世子》云：天子视学,……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郑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     

北宋东京太学

北宋东京的教育十分发达 ,学校设置普遍 ,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了唐代 ,而且分类学科也较前细化。设在东京的全国最高学府太学 ,则是以规格高、规模大、影响远而称名于世。东京太学是在五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初仅一二百人。宋仁宗庆历年间 ,扩建校舍 ,将锡庆院扩为太学 ,增加太学生至千人左右。朝廷将学生分为上舍生、内舍生和外舍生三等 ,上舍生限定 10 0人 ,内舍生 30 0人。学生来源多为各州县推荐 ,名为贡士。“以八品 (官 )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宋神宗年间 ,王安石对科举及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针对太学 ,王安石制定了考试升舍法…     

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

太学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国立大学”——太学,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乃至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见的。通过对其考察,可以看出,洛阳太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严谨的学风,浓厚的学术风气,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才,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汉代的太学制度

元朔五年,汉武帝为维护封建中央政权之需要,接受了董仲舒等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遂兴太学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这是汉代正式创立太学的开端,亦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正式大学的滥觞。随着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出于政权需要,汉代太学得到了发展。汉代首创太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招生制度、教学组织形式、考试制度等方面,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多途径的招生办法汉代太学生的来源是多途径的。或由“太常补     

《後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後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     

秦人的十个陵区

秦人在其超过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程中,先后营建了西垂、衙、平阳、雍、栎阳、咸阳、芷阳、杜东、韩森寨及丽山等十个陵区,这十个陵区的发现和研究使原本了无踪迹、散见于历史文献只言片语中的一座座秦人陵区逐渐清晰,连缀成一条基本完整的古代陵墓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链条,是研究中国古代陵墓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实物资料。通过这十个陵区可以看到秦陵在陵园、墓葬、封土、礼制建筑、陪葬墓、陪葬坑、门阙等形制要素方面的渐变,这些渐变逐步强化,最终造就了其从"集中公墓"到"独立陵园"的制度巨变,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