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江水则碑概说

早年在碑刻普查中,于苏州胥门外接官厅建筑垃圾中发现一块“水则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该碑正面上刻“水则碑”三大字,下刻“七则,水在此极高日俱渰.六则,水在此稍高田渰.五则,水在此上中田渰.四则,水在此下中田渰.三则,水在此稍低田渰.二则,水在此极低田渰.一则,水在此高低田俱无恙”诸字样.     

东坡苏公帖碑研究

东坡苏公帖碑是现存刊刻最早的苏轼个人丛帖,也是历史上优秀的苏书刻石之一。本文对该帖作了多方面研究,并特别指出帖碑中保存的《中山松醪赋》“元祜正书本”是仅存的苏轼的两种写本之一,有别于人们熟知的“绍圣合卷本”。该本中苏轼修改的字迹表明它与《中山松醪赋》祖本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帖碑上四种苏轼手迹,三种墨迹已失传,有赖刻石流传,而帖碑是其传世最早的佳刻。因此,东坡苏公帖碑无论在保存东坡书迹方面。还是于苏轼诗赋校勘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也是帖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重要对象。     

谈谈钢笔字的选帖、读帖与临帖

近几年来,随着全国性的钢笔书法大赛的不断举行,全国掀起了钢笔书法热。越来越多的人想学写钢笔字,因此钢笔书法队伍不断壮大。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有的人循序渐进。马到成功,还有些人“废寝忘食”,事倍功半。后一种人之所以功夫下了不少却收效甚微,除了其他原因外,我看主要是对选帖、读帖与临帖认识不足,做得不够。对于初学者来说,路子不正是很难入门的,因而就无法创作,更谈不上写出什么高层次的作品了。所以针对钢笔书法爱好者出现的这些问题,做为一名长期从事书法创作与辅导工作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提点建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伊阙佛龛之碑和潜溪寺、宾阳洞

长期以来,在龙门石窟的研究工作中,几乎都肯定地把位于西山北端第一所大窟——潜溪寺(亦名斋祓堂)开窟造像的年代定为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其中,日本关野贞博士是持此说最早的一位,而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与塚本善隆在他们的《龙门石窟的研究》一书中,再次引证并对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关野贞博士依据伊阙佛龛碑,由于把它(指潜溪寺)当作魏王泰的造像,就断定是贞观十五年营造的,我认为这是最稳妥的解释。在伊阙佛龛碑中有更详细的记载。"这种观点,对我国龙门石窟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在一些著作中,就以伊阙佛龛之碑作依据,把潜溪寺开窟造像的     

宋陈孝子祠堂之碑

江苏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文物普查中,在蠡口乡朱庄原陈孝子祠堂废址上,发现一块《宋陈孝子祠堂之碑》(图一)。该碑汇集著名书画家沈周、文学家邵宝、名臣吴一鹏手迹于一石,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宋陈孝子祠堂之碑》,青石质,高167、宽71厘米,圆首。碑额阴刻篆文"宋陈孝子祠堂之碑"八字。碑文分为四部分:右上方为《苏州志纪异》,抄录了《苏州府志》中关于陈孝子事迹的记载。这段碑文为楷书,共7     

大气之都——概说北京

北京,无疑是中华大地上最令人神往的一个地方。 一座厚重悠久的文化古城,一个朝气蓬勃的国际都会,传统与现代并存,新旧交替,在这里,俯首皆是岁月封尘的记忆,到处都有令人雀跃的惊喜。     

那彦成撰书《平定州东路修治石道碑》帖考

那彦成撰书《平定州东路修治石道碑》帖考王振华照１：砌在石桥上的碑首在井陉东天门古驿道北侧、清代递铺“立鄙守路”石屋旁,曾有碑房一座。据当地老人介绍：内存碑３０余通,全系清嘉庆十五年后与修治白石岭（东天门）石道有关的碑刻。其中有募修白石岭路承办人、平定...     

唐宋期间之行书碑

唐代碑刻以真书与隶书为正格。自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以来,继之者僧大雅集右军书刻兴福寺碑。据《铁函斋书跋》云:“古今碑刻集右军书见诸载记者凡十八家。”集王书以外,如李北海等大书家相率以行草书碑,遂成碑刻之变格。惟终属少数,行草书碑视真书碑尚不足百一之比。今于传世碑刻拓本中拈出数种以举例说明集王右军书圣教序之影响。     

东晋南朝士人所持北音、吴语之交融概说

正一西晋末期,匈奴刘渊率五部之众举兵反晋,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大批衣冠士族南下,依江、淮之险,在南京重新建立汉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北方士族入南,其文化史之意义不待多言,在方言上却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侨居外来语与本土方言并行,并成为优势语言,即便吴中大姓亦以操北语为荣。但可想而知,北方士族虽代代传习北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吴语的影响,而吴语面对外来语言的     

米芾与《露筋之碑》

露筋村,在江都市北昭关境(原渌洋乡)。关于露筋村的来历颇富传奇。唐朝,这里是水乡泽国,与高邮接壤。某年夏日,有姑嫂二人行至此地。姑子名萧荷花。因天色渐晚,嫂对姑说：“天热蚊盛,何不投宿他宅？“姑对嫂说：“吾愿宿野外,宁死不可失节。”姑执意未行,宿于荒郊,以至被百鸟咕嘬,血滴竭筋露而亡。次日晨,人见之无不感慨,肃然起敬,赞曰：“贞节露筋女。”     

清代笔帖式之特色

笔帖式是清代品级不高但很重要的职官,是继承和转化后金时期“巴克什”群体职能后的产物,且只能由旗人(主要是满族人)担任。康熙时期,出于政治、军事需要,始有派出之笔帖式。有清一代,笔帖式设置遍及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并设有专门考试用于铨选。笔帖式升迁较之他途为快,乃旗人重要的进身之阶,是清代“首崇满洲”的具体体现。从其职掌考察,笔帖式具有沟通满汉关系、联系中央和地方的两大作用,与清王朝同兴衰共荣辱,在清代职官系统中极为独特,颇值得一书。     

繁峙大观圣作之碑

<正>繁峙大观圣作之碑(下文简称"大观碑")位于山西省繁峙县城南一座旧城遗址的高台地上,距今繁城镇约1公里。该碑碑身高大,但刻工较粗。通高430厘米,宽135厘米,厚50厘米,碑身厚度由下及上渐次收缩。碑座为灰白色石灰岩质,龟趺座,龟首断失。碑座高     

平乡大观圣作之碑

平乡大观圣作之碑为原平乡文庙的遗物,现迁至平乡县丰州镇平安公园内。此碑保存较好,刻工精良,在体量上仅次于赵州大观圣作之碑,是研究北宋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及书法艺术的实物资料。     

新乡市大观圣作之碑

新乡市大观圣作之碑李新辉该碑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院内（原县文庙内）。北宋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年）农历八月甘九日刻。碑高４７２、宽１２７、厚３０厘米,宋徽宗（赵信）撰文并书丹,楷书２７行,满行７１字。额行书题“大观圣作之碑”６字,是当时权相蔡京...     

胡宗宪《吕港帖》与乍浦之捷考

《吕港帖》是明代胡宗宪致沈良才的一封信。胡宗宪在向上级汇报抗倭作战情况的同时,明确了倭寇驻扎的时间、地点以及胡宗宪拟布置兵力的时间,并说明了作战将领的心理状态。作者就信中人物和事件进行考证,推论出信中涉及的是明嘉靖三十五年七月江浙总督胡宗宪指挥的一次抗倭战事,即胡宗宪撰《筹海图编·大捷考》一章中的"乍浦之捷"。作为个案,《吕港帖》也反映了尺牍丰厚的文献价值。     

明卢雍撰书之《颜鲁公祠之碑》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监察御史卢雍撰书的宋马存《颜鲁公祠》,刻在一块高2.1、宽0.805、厚0.16米的石碑上。碑首呈弧形,无座,竖立在仪陇县新政坝离堆山的颜鲁公祠堂内,故名“颜鲁公祠之碑”。祠庙早荡然无存,废墟上修了一座四合院式穿斗土木结构矮平房,新政镇嘉陵村小学即设置于此。     

补唐史之不足 显唐碑之丰韵

徐浩(703-782年),唐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字季海。官至彭王傅、会稽公、太子少师,人称徐会稽。工正、行、八分书。其祖父师道,父峤之,皆为著名书法家。徐浩少年时就精于书法、初得父峤之法,精于楷书,圆劲厚重,自成一家。黄庭坚云：“季海长处正是暮年,乃更摆落王氏规摹,自成一家”(《山谷题跋》)。肃宗时,徐浩官至中书舍人,当时天下事务繁复,诏令多出自其手。     

北宋王朝宫殿里的神秘之碑

"文人、士大夫生在北宋何其幸也!"作者的这一感慨,倒也反映了中国文人长期受压之窘况。历史上各个统治王朝更替时大都刀光舞动,剑影四射,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只有赵匡胤在开创北宋王朝时自导自演来了一出黄袍加身搞了个"和平政变",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顺手牵羊兵不血刃得了一个江山。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宋承周祚,开启了     

有感于开封犹太四碑之变迁

开封犹太族人,为纪念其寺院之创建或更新。屡有建碑记事之举。近百余年来。大家见闻到的碑刻,共有四种:1、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2、明正德七年(1512)尊崇道经寺记3、清康熙二年(1663)重建清真寺记4、清康熙十八年(1679)祠堂述古碑记但此四碑,虽在近世的短暂百年内外,却饱经沧桑,历尽艰难,非一帆风顺,兹约略以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