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胡耀邦同志

从1953年到1972年,我先后在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杂志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有幸多次聆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并有机会随从采访,还与他在团中央“五七”干校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因而对他的思想、作风、性格、爱好有所了解。有些事情虽已过去三四十年,但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     

我所知道的王光宇同志

<正>2017年8月23日,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决策者、推动者、执行者之一王光宇同志驾鹤西去,我无比悲痛。我在光宇同志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5年时间担任他的专职秘书。光宇同志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一生牢记党的宗旨、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以及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影响至深。今天,我想讲讲在他身边的日子里,感受最深的几件事。     

我所知道的一波同志

99岁的一波同志走了,永远地走了。噩耗传来,我（滕代远同志夫人——编者注）彻夜难眠,往事历历,萦绕胸次。代远与一波同志早在1940年就相识,在一起共事多年。我1941年就认识了一波同志,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60多年来,我们常有一些交往。我在这里记述了与一波同志交往中的片断。从这些往事片断中,可以窥见这位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为人、胸襟和高尚品格。     

我所接触到的胡耀邦同志

我所接触到的胡耀邦同志孙鸿泉前年《文史春秋》杂志约我写了一篇《胡耀邦七次到广西》的文章,文章在１９９４年第２期《文史春秋》发表后在社会上得到了较好的反响,不少读者给予了好评,《炎黄春秋》杂志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期转载,《老年知音》杂志于１９９５年１－４期...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我所认识的老领导李尔重同志

我认识李尔重同志是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那时候,找在中南财经大学任教,是武汉市第七届政协常委。在那场震撼全国的政治风波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校党委组织的座谈会上,我明确表明了反对动乱的立场。特别是在武汉市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我愤怒地驳斥了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名流”、“学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六·四”事件后,学校师生中许多人思想混乱,对党和政府采取的平息天安门反革命暴乱的做法,认识模糊。我写了一封长…     

柯灵在抗战前后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９日,著名作家、文学大师柯灵（高季琳）走完了他９１年不平凡的人生。 柯灵──一位高风亮节的文坛前辈,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璀璨的篇章。 这里撷取柯灵在抗战前后的片断,以飨读者。 受聘《文汇报》 主持《世纪风》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 抗战前,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７年,有６年多时间柯灵在电影界工作,先后供职于明星、天一、联华三个电影公司,和夏衍、阿英、郑伯奇、尘无等左联“电影小组”的成员在一起为进步电影事业工作着。 上海抗战发生,联华公司毁灭在战火中,柯灵转移战线,进人新…     

我所知道的周扬──纪念周扬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30年代初,我在上海读书,又是做地下工作的共青团的基层干部。我爱好文艺,接触过左联的一些人,在福煦路一家专卖左联和进步书刊的小书店里,认识了夏衍、丁玲,还见过冯雪峰等。周起应（周扬）的名字,我听说过,也在书刊上看到过,知道他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但没有见过面。1932年7月,我被捕,被关进苏州军人监狱,从此,高墙和铁丝网把我和外界隔绝了好几年。1937年,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我在这时才被释放出来。第二年初,到了延安。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曾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写过一部高小适用的《自然课…     

刘大年同志与近代史所

刘大年同志与近代史所余绳武日前张海鹏同志打电话来,建议我今天谈谈大年同志与近代史所的关系。我到所较早,自己觉得义不容辞;其实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因为８０年代以前我是一名普通科研人员,与大年同志接触不多。这里,我只能介绍一些零星情况,事隔多年,记...     

敬重水的心灵画卷

水是绿洲的命脉。有了水,沙漠和戈壁就会变成万顷良田。千百年来,敦煌绿洲的延续,靠的就是源源不断的祁连雪水。当地人对水的敬重,有着悠久的传统;敦煌人敬水的风俗,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心灵画卷。     

我所知道的新五军军械所

新编第五军,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新编的军之一,军长是孙殿英。为了糊口,从1939年到1944年,我凭着亲戚关系,曾经在该军的军械所里干了五六个年头。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介绍出来,供有关人士参考。     

我所了解的孔从洲

孔从洲同志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我党的帮助和领导下,他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转变为我党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1959年8月,在孔令华、李敏同志完婚时,毛主席会见了孔从洲同志。毛主席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把内战变成抗战。杨虎城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是爱国的。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南汉宸。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我所知道的任弼时

正2012年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08周年,他离开我们已有近62年了。他是1950年10月27日逝世的,当时年仅46岁,可谓英年早逝,令人痛悼!他是中共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之一,在我国革命斗争和创建新中国伟大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我所了解的牛得草

1982年春,牛得草率鹤壁市豫剧团前往牡丹盛开的山东省菏泽市演出。当时,我在鹤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文教秘书,随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宋华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奉提等领导同志,去菏泽看望剧团的演员,因而有机会与牛得草相识。1984年,我被任命为市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艺工作,对牛得草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一段]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所知道的军令部

我从1944年始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一厅第三处任参谋职,直到1946年6月该部撤销,改编入国防部止,计时两年多。现仅就回忆所及,写出当时的见闻。军令部梗概军令部于抗战前名为参谋本部,地址在南京长     

我所知道的松寿

先严傅谦豫,幼孤,依舅父松寿生活。松寿,字鹤龄,满族人,以荫生官工部笔帖式,累迁郎中。出为陕西督粮道。赴任前,携先严及其三子到北京广和楼富连成听戏。戏半,忽见进来一颗人,有携靠垫者,有持水壶者,有抱衣箱者,一首长前行,势甚喧赫,坐在正座,因与松寿邻近,遂相答问。因问松寿官职,松寿答：“将赴陕西候补。”这位学长说：“在外省这凉板凳可不好坐啊！”继而问往何县,松寿回答是出为陕西督粮道,此时这位长官,跃然而起,施礼下拜。原来这位长官,系陕西某县县令,著名大诗人樊某,而松寿之督粮道正是其上级。次日樊某即…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我所认识的廖沫沙

廖沫沙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十年浩劫中,由批判他写的《有鬼无害论》《三家村札记》等文章开始,使他蒙冤文字狱,又身陷牢狱,惨遭迫害。但他心胸豁达,处变不惊,终于熬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1978年,我在《北京日报》文艺部任记者,听说沫沙同志在朝阳医院养病,连忙赶去看望。后来又向他约稿,有过多次接触。     

我所知道的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所见到的基金会

晚上马英九宴请参与此次讲演的七国学者,轻车简从,一人而至。席间竟能用上海话与我聊几句家常袁的父亲一看就是个军阶不低的职业军人。我因有过“共军”生涯,自然谈得拢。两人回忆各自在军中如何贬辱对方,相互以“匪”目之,如今骤然临近,四目相向,目之再目之,愕然,释然,遂报以开怀大笑台湾人对民主根本不需怀疑;政党可能是腐败的,政客可能是无能的,但是它的人民是好的,它的社会是好的。你看这个基金会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