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

唐代隐逸兴盛的成因对把握唐代隐逸的特质、风貌及其与唐诗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一风尚的盛行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政治上 ,唐代帝王对隐士优渥褒扬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科举制度方面 ,士子科举落第、仕途的挫折、中晚唐科场的流弊以及高隐制举的设立都使唐人的隐逸行为较前代变得更为频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 ;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从经济基础看 ,唐代日益普及的私家园林 ,成为唐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其恬淡的隐逸情怀的理想境地 ,并构成唐人践履隐逸、满足其优游于出处进退的三径之资     

历代父子、兄弟状元知几人

历代父子、兄弟状元知几人周亚非在盛行科举制度的中国封建社会,状元及第被誉为身登龙门,一向是文人士子所孜孜以求的莫大荣耀和平生幸事。然由唐至清,历代科场士子如云,竞争激烈,真正独占鳌头、高中状元者则屈指可数。但即使这样,却也有一些父子、兄弟在科举考试中...     

考生·考官·学政——试论洪亮吉的科举人生

洪亮吉十四岁学习写作八股文,开始科名之争。在科举之路上跌打滚爬了三十多年,四十五岁成进士,两年后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十八岁奉命视学贵州。从其考生、考官、学政的经历可以管窥乾嘉年间科场实况,这对于研究乾嘉年间的科举制度有很大的认知价值,亦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士子心态与社会风气。     

形形色色的明清科场作弊

自隋代采取科举取士之后,科举中第成为众多读书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而科场作弊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阆中的四川贡院

贡院,是中国科举时代士子参加乡试的考场。通过贡院考试金榜题名,是当时读书人进入官场的“正途”。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看作是人生两大喜事,高中又新婚,就是双喜临门欢快至极了。     

论唐代小说中的山人形象CSSCI

山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已经成为唐代小说塑造和表现的对象。唐代山人构成复杂,既有隐逸山林的世外仙人,又有仕宦、仙道二者兼美的济世勋臣;既有方士道流,又有困于科场的布衣士子;既有擅长奇艺的伎巧之士,又有故弄玄虚、诓骗钱财的巫师骗子。小说中的山人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的文化与时代精神,折射唐代的隐逸之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价值追求,以及对于人生历程中命运定数的认识。     

科举四大宴

正为了笼络天下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为统治者效劳,古代科举制度还组织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参加由官方、朝廷主办的盛大庆祝宴会,以示恩典,这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举四宴。由于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四宴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鹿鸣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因     

论唐代小说中的山人形象

山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已经成为唐代小说塑造和表现的对象。唐代山人构成复杂,既有隐逸山林的世外仙人,又有仕宦、仙道二者兼美的济世勋臣;既有方士道流,又有困于科场的布衣士子;既有擅长奇艺的伎巧之士,又有故弄玄虚、诓骗钱财的巫师骗子。小说中的山人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的文化与时代精神,折射唐代的隐逸之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价值追求,以及对于人生历程中命运定数的认识。     

科考中的锁院制度

科举亦称为设科举士。白隋文帝开科取士后1300多年的岁月里,科举考试的确为无数的士子文人走向达官显贵,铺设了一道金光灿烂的桥梁。于是,千千万万的士子文人,在拥拥挤挤抢过科考这座独木桥的时候,营私舞弊现象便五花八门,科场弊案频频发生,考生舞弊时惯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巧,     

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初探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明代,时文作为科举士子的必修课已逐渐成为官方取士最重要的文体。时文阅读由明初的明令禁止到明中期的普及化、群体化发展,最后到明末的士子"非举业不览",每一阶段都与科举制度、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互为影响。时文因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备受关注,在明代拥有最大的阅读群体,士子因切磋揣摩时文写作而结成文社,文社规模的发展壮大也对科举取士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时文阅读逐渐将经典的神圣阅读带向了工具性阅读,阅读的工具属性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坊刻、私刻时文刊本的充盈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为其提供应试捷径,同时还将时文的文学地位大幅度提升,赋予了时文阅读更多的文化属性和内涵。时文的读者、作者、出版者在彼此独立的同时,角色随时可以互相转换,可以说,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士子承载着多重身份,这种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士人复杂的心态和价值观。     

《唐摭言》科举词汇研究

《唐摭言》是一部记载唐代科举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文人墨客的逸闻琐事和篇章字句的书。纵观全书,其最大的特点是丰富的科举词汇。按照科考顺序对这些科举词汇进行梳理、介绍,有利于更加系统完整的了解古代科举制度,从而进一步了解唐代社会文化风俗。     

谈明清科举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以明清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

科举取士制度,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到明清时,已近千年,但使科举取士制度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并日趋走向完善和鼎盛的时期则是明清时期。那么,明清的科举制度,是否达到了科举取士的目的?本文拟通过对部分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论证这一命题。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有一个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反复交替的过程。经过明初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两种制度的交替使用,朱元璋意识到,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着一定弊端,但比起举荐制还是利多弊少。于是,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科举…     

30年来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正>科举制度是符合条件的民众通过竞争性考试,获取国家品阶官位、社会荣誉地位的一项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在我国由隋代至清代存在了1300年,在韩国等国家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西方也对其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有所影响。20世纪末,人们逐渐认识到科举的价值所在,对科举的研究日渐勃兴。正是在此背景下,“科举学”正式被提出了。一、“科举学”的提出与确立(一)“科举学”的提出。1992年,     

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

科举制诞生于隋,发展于唐,成熟于宋。宋代科举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建树,多完成于北宋期间,南宋则多因其成法。北宋的科举改革,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北宋时期,政府不再干预地主对于土地的买卖和占有。中小地主通过购买土地,发家致富。另外,工商业经济也空前繁荣发展起来。新兴的地主和工商业者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迫切要求登上政治舞台。宋统一之后,鉴于唐代以来贵戚专权、武人跋扈等历史教训,为了不重蹈复辙,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科举从唐代以     

论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干预

在唐代,科举的录取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其中来自当朝宰相的干预则普遍而强大。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干预分为制度内和制度外两种形式,它们相互独立排斥,此消彼长,形成了科举制度史上独特风貌。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聊斋志异》中的科举活动

在我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对于科举制度都有所描写和批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广泛地接触到科举制度题材的重要作品。作者根据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痛苦体验和深入观察,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采用狐仙鬼怪的神话形式,含着积怨的泪水,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聊斋》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之一也正是从对科举制度种种弊端的抨击和讽刺上表现出来的;即使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蒲松龄也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明清科举制度的丰富资料。     

古代“科举四宴”

鹿鸣宴、琼林宴、鹰扬宴、会武宴是科举制度形成后,渐成成规的“科举四宴”。鹿鸣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所以取名鹿鸣宴。从唐至明、清一直沿用。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