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八旗驻防乌鲁木齐与满城的建立

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了新疆。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清政府从甘肃的凉州、庄浪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等官兵驻防乌鲁木齐,并在乌鲁木齐建立城池,由满洲八旗官兵驻守,遂形成满城。本文主要对驻防乌鲁木齐的满洲八旗、满城的建立,发展变化及影响作了探析。     

从办事大臣到都统：乾隆朝新疆东路归属甘肃及其演变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在新疆东路的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和哈密设置了办事大臣。二十五年,新疆东路划归甘肃省管辖,各城办事大臣仍在履行职责。安西提督从巴里坤移驻乌鲁木齐后,办事大臣向其移交权力。三十六年土尔扈特回归后,清朝派八旗驻防新疆东路,三十八年设立的乌鲁木齐都统逐渐参与管理一切兵民事务,导致新疆东路由陕甘总督、乌鲁木齐都统双重管辖。管辖模式的演变是清朝应对新疆局势发展变化的结果。     

试析近代新疆商业史上的"津帮八大家"

新疆早在汉唐时期,就是中外商旅的必经之地,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但重点有计划地发展新疆商业,则在清乾隆年间。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乌鲁木齐新城建成后,城市商业已十分繁华。著名文人纪晓岚于是年谪戍乌鲁木齐,看到这座城市是“到处歌楼到处花,寒垣此地坛繁华。”1777年,椿园在     

清代蒙古八旗口外游牧地考

入清后,喀喇沁蒙古黄金家族及部分乌梁海塔布囊们先编入满洲八旗。天聪九年设蒙古八旗后,又转入蒙古八旗。当时,这些喀喇沁和部分乌梁海人驻牧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多伦县及其附近的口外游牧地(nuktere ba)。档案资料显示,从清初到晚清蒙古八旗各旗牛录所属喀喇沁、浩齐特、扎鲁特等各部不少蒙古人丁一直驻牧在口外游牧地。另外一些属于满洲旗、汉军旗以及牧群、王公等私属人丁也长期驻牧在口外游牧地。有清一代,在京蒙古八旗和游牧地蒙古八旗之间人员是可以互相流动的。     

晚清新疆建省视角下巴里坤乌鲁木齐满营移并古城研究

同治光绪年间,新疆社会动乱,驻防满营官兵及家属损失严重。收复新疆后,清政府决定调整治理体制,新疆建省并改革军制,确定将巴里坤与乌鲁木齐两处满营官兵及家属全部移驻古城,设古城城守尉,下辖六旗,不再隶属伊犁将军,改属甘肃新疆巡抚。迁移地选择、旗制、饷银及军事指挥权之争,切实反映了晚清新疆建省期间军制改革的复杂历程。这不仅是新疆建省期间新疆军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晚清新疆地方治理体制向内地化转变的内涵之一。     

清代满城考

研究清入关后的满族史,不能不研究驻防八旗,研究驻防八旗,必然涉及到满城。满城,即清代八旗兵的驻防城,是清代驻防全国各地的八旗官兵及其眷属的居住地。它与清代八旗驻防共兴衰,相终始。因此,对满城兴建、规模、作用及其废弃的过程,进行一番考察和分析,不无意义。本文拟就上述略表浅见,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新疆建省前的社会概况

清代乾隆朝统一新疆后,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于伊犁,管理新疆事务,在各城分设参赞、办事大臣,并逐步推行屯田制度以实边陲。对维吾尔、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未作重大改变,分别在蒙古族游牧地区和东疆哈密、吐鲁番两个地区实行札萨克制,在南疆绿洲地区实行伯克制,在巴里坤、乌鲁木齐地区实行郡县制,新疆社会制度呈现一种多元格局。阿古柏侵占南疆八城、吐鲁番、乌鲁木齐和俄国侵占伊犁期间,新疆大部分地方又遭受野蛮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认真研究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前的社会忧况、有助于了解其建省的必要性和它的社会影响。     

察哈尔蒙古对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

清乾隆年间,居住在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八旗蒙古官兵携带家眷西迁新疆,被安置在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屯垦戍边。他们对西北边疆的经济、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变了新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过去研究新疆屯垦史,只限于汉族的屯垦活动,这是不全面的。本文力图阐明察哈尔蒙古开发西北边疆促进了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形成了一些村落,相应调整了人口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疆空虚的状况。     

清初八旗内部的民族融合

清初八旗内部的民族融合,经历了３个阶段：从１５８３年清太祖起兵到１６３５年清太宗改族称为满洲,是建州女真向满洲共同体的过渡,产生了新的民族意识;主要在清太宗时期,建立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作为八旗满洲之辅翼,使八旗在接受异民族中壮大;清军入关后,八旗成为中国社会的特殊集团,“旗”的整体意识与内部凝聚力都在增强,实现了旗内不同民族向满族的融合,形成新的满族共同体。     

论“八旗诗派”之崛起——以清初诗歌总集收录八旗诗人情况作为考查点

清初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是八旗诗歌初兴、摸索、发展、成型的时期。清初八旗诗歌虽然在作者数量和作品质量上都还有待提高,却已经引起清初诗坛的关注。这点,在清初人编辑的清诗总集中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通过对清初诗歌总集收录八旗诗人及作品情况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迟至康熙中叶,八旗诗人群体的特殊地位已经显现,或谓"八旗诗派"已经崛起。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