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河——贵州人文从此起

<正>南明河对于贵州人文蔚起可谓得天独厚,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即“天地人”三才优势。有关历史文化的传承宏扬,全赖于兴学施教。元朝初年,就在今市府路原市政府一带,始建贵阳地区最早的学校——顺元路儒学,后学校渐毁废。至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4年）,由曾任过该儒学教授的何成禄,在学校的原址上建起了贵阳地区的首座书院——文明书院,为贵阳书院教育讲学、培育人才之滥觞。     

朱启钤——从北洋政要到著名学者

朱启钤(1872-1964),原名启伦,字桂辛,晚号蠖公,贵州紫江县(今开阳县)人。原籍江西临江府新喻(今新余)县。清康熙年间,其先祖朱敬之来黔贸易,定居贵州开州永兴场(今开阳县双流镇)。后由于战乱,其祖父朱昕由开州迁居贵阳县学街(今忠烈路),后又迁独狮子街(今醒狮路)。其前三代祖先墓多在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辨证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见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正德四年(1509年)“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贵阳书院”似成专名。以后凡有关叙述阳明生平活动及研究贵州书院之著述,多延此说。阳明“主贵阳书院”亦似成信史。其实不然。对上说贵州学者早已作过一些辩误。不过有的失之过简,有的甚至还以谬辩误。故有进一步辨证的必要。有的著述,虽提出王阳明在贵阳讲学处不是“贵阳书院”,但其主要论点是:正德初,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今修文县)时,贵阳还未设府。贵阳设府,系隆庆二年(1568年)迁程番府(今惠水县)入省城后,第二年(隆庆三年)改程番府为贵阳府,始有贵阳之名。是时距正德初已六十来年,前此既无贵阳之名,当无“贵阳书院”。此说将贵阳这个地名与贵     

飞山街

市府路东起中华南路,西经市府桥、小河巷,与法院街、公园南路交叉。市府路原分两段命名,东段在民国贵阳设市以前,贵阳府设于路之东段,因而此段习惯称府巷口。1930年,因驻有贵州高等法院和贵阳地方法院而改称司法路;西段未与东段想通以前,一田姓商人在此置产颇多,得名田家巷。1938年扩修马路,使得东西两段贯通,以市政府驻于东段,司法路、湖北路两路合并,统称市府路,沿用至今。图为上世纪90年代初的市府路旧貌。     

封建教育制度在贵州的形成和发展

秦汉以后,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往日益增多,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族文化逐渐传入,黔境开始出现了学校教育。东汉时,尹珍外出求学,学成后回家乡办学,是为本地教育的先驱。唐宋时,今贵州的正安、遵义、沿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官学和书院。元代,今贵州地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建有顺元路儒学及蔺州儒学,普定路也“立学校,明礼义”的记载。但总的看来,元代以前的今贵州地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落后,加上分属各省,无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未能在这里全面系统地推行。历史上虽有办学的点滴记载,但数量很少,且时兴时废,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贵州教育史上,明代是封建教育制度确定的重要时期,清代前期基本上沿袭明制,一直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封建教育制度始逐渐被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所代替。     

徐霞客贵阳日记简略原因的探讨

(一)、徐霞客贵阳日记简略的疑义明季大游历家徐霞客(宏祖)游黔,始於崇祯十一年(1638)戊寅三月二十七日进入黔境下司,五月初九日离黔境而入云南,复於是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云南罗平州的三板桥渡江底河再入黔境,经步雄而至黄草坝(今兴义市),於九月初三日渡黄泥河离黔而再入滇。《徐霞客游记》:由都匀至贵州(明人称贵阳为贵州),行程八日,每日只记里程与宿站,不言其他;到省会贵阳为四月十一日,十四日离贵阳南行,是日记云:“晨饭於吴,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慈)桥。……”遂经岜堰塘(今甘荫塘),水边寨、大     

贵阳牌坊话沧桑

贵阳牌坊的历史,可追溯到贵州的建置沿革。康熙《贵州通志 孝义》记载,(元朝)达鲁花赤相兀孙妻脱脱真:“早寡有忍独生以死从夫,延祐二年旌其节。”由此可知,元朝以前,贵阳这地方不排除建立牌坊的情况。明朝是贵阳历史的重要时期,明朝隆庆二年(1568),迁程番府于省会,取名贵阳府,贵阳便成为省会,是全     

贵阳观音寺南殿名称初

位于贵阳城南南明河畔的观音寺,原名南庵。明代贵阳人王训曾有《咏南庵》诗：“净度招提旧结茅,地偏应不近尘嚣。山腰倒接城边路,水口斜通阁外桥……”句,王训是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年)举人。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圣寿寺在治城南门外霁虹桥之东,旧名南庵,前俯清潭,后负重冈”。《贵阳名胜诗词选》载有王阳明《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诗二首,写于明正德四年(1509年)。明嘉靖《贵州通志》载：“圣寿寺今改武侯祠。”明万历《贵州通志》云：“武侯祠,治城南门外旧圣寿寺,正德年间(1506---1521年),巡按贵州监察御史胡琼改为祠。”     

贵阳城墙的兴废

城垣修建经过 贵阳城垣,修建的确实年代,资料缺乏,无从考述。元顺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宣慰使范汇写过一篇《八番顺元宣慰使题名碑记》文中,有“我军到其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改贵州为顺元,屯住城中”,据此,可知在宋代贵州即贵阳,元代改为顺元,不过表示归顺元帝国的统治。     

从秀容书院到新兴中学堂

忻县中学校是山西有名的历史悠久的中学,初名新兴中学堂,其前身为清代的秀容书院。早在明代嘉靖11年(1532年),忻州即有书院(此书院之确切名称尚待查考),设于忻州州学之内。秀容书院建于清乾隆40年(1775年),地址即明弘治5年(1492年)以前州学之旧址,即旧文昌寺寺院的西边,即今城内秀容巷第一职业中学校内的戏台院、前宫院、后宫院(这三个院即原来的文昌寺院)之西的那些院子,可见地方并不很大。“文革”前住过忻中或忻师的人都还见过那个刻有“秀容书院”四个金色大字的牌楼门。之所以叫秀容书院者,因秀容乃金、元文豪元遗山的故乡,金、元的秀…     

博尔塔拉察哈尔蒙古史略

察哈尔蒙古,是成吉思汗先世孛儿只斤家族的直系后裔。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元朝灭亡,原元朝帝室由大都(今北京)退往上都(今多伦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蒙古内部自此陷入长期的封建主互争雄长的局面。明成化十六年(1480),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蒙克被扶立为汗,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达延汗自领左翼,设帐于察哈尔境内。     

王学从贵阳走向世界

王学是我国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体系以及阳明后学的统称,它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有广泛影响。 王学的诞生与贵州贵阳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在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时为朝廷命官兵部主事的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而犯“抗上”之罪,被廷杖四十逐出京师,谪贬为边远荒凉山区的贵州龙场(今贵阳修文县城)驿丞。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阳明医养好杖伤后,经过艰难曲折的旅途来到龙场,过着住山洞、居茅屋、种粮蔬、采薪蕨的艰     

发生在南明区街道上的历史事件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而知今。近代南明区境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出现的著名人物,史有记载,历历在目。笔者在为《南明区街道志》撰稿中曾进行查档与调查研究,对发生在南明辖区的历史事件进行过梳理,觉得这些历史对后人有教育和启迪作用,现整理于后,以飧读者。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天主教主教胡缚里以《天津条约》为护符,在贵阳威迫官吏,欺压人民,勾结地痞流氓强占民产,违反中国法令,激起贵州广大人民群众不满,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贵阳教案”。现市府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博爱路上的南天主堂遗址,就是这一事件的历史物证。光绪二十七年(1901…     

从《徐霞客游记》看“太子桥”方位

近日我在翻看对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徐霞客游记》时,有幸看到了明末时徐霞客对“太子桥”的记载。在明祟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四月,徐霞客游历贵阳时,他在十四日从贵阳前往广顺的白云山考察过程中写道:他“出司南门(今次南门)度西溪(今市西河)桥,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从徐霞客详记的地理方位看,太子桥即今存的太慈桥(老石拱桥),从次南门西南出“五里”便是此桥;“有溪自西谷来”现太慈桥下的小车河是从西流来,“东注入南大溪”小车河就是在今贵阳监狱外向东汇入南明河的。有…     

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的地点在杭州万松书院

位于杭州西湖风景区南线凤凰山西麓孔家山的万松书院,始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清康熙十一年(1672)改为太和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改为敷书院,是明清时期杭州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书院,与当时的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并称为杭州“四大书院”,对浙江当时和后世的教育都有深远的影响。     

熊飞勤王抗元考

熊飞是元军初入广东后的抗元英雄,他在此前也曾参加过文天祥的勤王兵。然而.从元到今,不少撰述多把熊飞勤王及其部分抗元事迹弄得错误百出,本文特为澄清之。 一、关于熊飞的最早的几则资料及其错误 1.东莞宋遗民陈纪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为其同乡亡友赵必(王象)所撰的《秋晓赵公行状》中说:“丙子(按:指元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即公元1276年)夏,邑人     

杨端考

杨瑞相传是播州杨氏的始祖。研究杨瑞其人和事迹,是贵州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杨氏祖籍与入潘三说1．祖籍山西,平南诏人播说。此说最早见载于南宋嘉定初年撰成的《杨粲墓志》“……上赖祖功宗德,……蜀无雍塞之患,而六诏绝烽烟之警。……求甚,秦。潞二王为节度使。（杨）思权（今山西汾阳人,曾任■宁（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死,弟思勉得旨出家,……孙（杨光荣）慨然发愤,献所得三州之土,世为藩屏……”此说还见载于元朝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程矩夫撰写的杨氏《忠烈庙碑记》：“……谨按：杨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     

历史厚重的省府路

<正>省府路,东头和西头分别与南北向的文明路、忠烈街和中华中路相交;富水路从中穿过,将省府路分成上下两段,下段路面和城里其他街道一样是柏油路,而上段路面还保持着70年前的石块"高级路面"的原貌。这条500米长的街道,自明代以来一真是贵州全省的行政中枢。明成化十年(1474年),贵州巡抚宋钦在此建巡抚都察院署,清代在此增设"抚台"、"抚军"、"抚院"衙门。清顺治十八年(1661     

绵竹县紫岩书院

绵竹紫岩书院,又名月波书院,是建国前绵竹县的最高学府。它始建于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光禄大夫赵世延捐薪俸,在城北二十里张轼故居紫云岩建书院。动工于丙辰(1316年),竣工于戌午(1318年),历时两年。书院落成后,朝庭下诏,赐名为紫岩书院。明永乐初,将书院迁至城东一里的月波井附近。嘉靖十五年(1536年),维修时扩建,使之初具规模。明末毁于兵焚。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知县尹渐逵,捐薪俸在县署侧新建紫岩书院。乾隆二年(1737年),     

星川书院在平塘县

何静梧、杨经琦两同志的《明清两代的贵州书院》(载《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1期),是一篇好文章,但其中也有失实之处,现指出如下:在“建置”二之(九)有“在都匀府城(今都匀市)的有南皋书院、星川书院”等语。经访问核查,星川书院不在都匀府城(今都匀市),而在平舟司(今平塘县城)。去年,我们为了搜集平塘教育志资料,曾访问平塘县城的几位老人。据他们回忆,平舟司在清朝末叶曾办有星川书院,院址在龙脑山之西南麓。之后,我们查阅了《都匀县志稿》,书中记载:同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