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的词论及其演变

"常州词派"是嘉庆时期兴起的一个重要的词学流派,其词论经张惠言的开创、董士锡等人的修正、周济的发扬光大而逐渐成熟,这一流派开始统治词坛直至清末,因而本文对清末"常州派"的词论也进行了阐述,希望能对"常州词派"的词论及其演变情况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论文廷式对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批评

清末词学,常州词派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浙西词派虽在常派崛起之后逐渐衰落,但此时并未淡出视野,仍然影响着清末词学理论与创作,并呈现出浙常二派渐趋合流的趋势。处于这样词学背景下的文廷式反而不受二派牢笼,能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浙常二派进行批评,并要求济以辛刘之豪健来挽救当时词坛的创作之失,故能以为数不多的词作卓然特立于清末词坛。可以说,文廷式是清末词坛的一个另类,他的出现昭示着清末词学内部的自救、自振、自新,也暗示着词学即将要跳脱出传统的羁绊,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     

《四印斋所刻词》的词学文献价值

晚清词籍校勘成为专门之学,王鹏运实开其端,他所校刻的<四印斋所刻词>具有多方面的词学价值.首先,<四印斋所刻词>确立了晚清校词之学的基本规范,发展了校词的方法.其次,<四印斋所刻词>中的序跋保存了王鹏运等人的词学言论,为研究他们的词学思想提供了依据.再次,<四印斋所刻词>为考察临桂词派的交游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四,它为学词者提供了范本,起到了指示门径的作用.此外,它还保存了一些稀有的词集本子.     

文廷式词学年稿初编

文廷式在晚清词坛异军特起,独树一帜。其词作追步苏辛的风格为历来词论家所认同,然对于其词学活动的整体面貌,我们始终未能窥其全貌。今从文廷式随笔、随录、笔记、日记及相关研究著作中辑出其关于词学的信息,对其进行编年考订。一则梳理文氏词学活动的线索,进而探求其词学思想之全貌。二则以供研究之需。     

词学大师夏承焘的雍容大度

夏承焘先生是著名的词学家,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又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胡乔木曾经多次赞誉他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他在词人年谱、词论、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籍笺校诸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提高了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     

《明词综》研究

在明清入选编的岁种明词选本中,清代王昶选编的《明词综》,是编选较精、影响也是广的一个选本。嘉庆以后的一些词话,以及二十世纪前期的一些词学作,凡论及明词,往往以《明词综》为渔猫之资。     

试析冒广生的词学观被冷落的原因

冒广生,是跨晚期、民国、新中国的诗词名家.他的词学观点,是一个毕生浸淫在词学中人的肺腑之言.但他的词学思想自发表之后,却一直默默无闻.究其原因:发表之初——老派词家的排斥、新派学人的不接受,还有战乱等原因;建国后至今,现代人在词的理解、欣赏上已有很深的障碍,更遑论词学创作的断代与断层.冒广生的词学思想不仅仅是他的那个时...     

陈师道词论考述

北宋评词之风自苏轼始盛。从苏轼本人的“自是一家”、“诗人之雄”等独树一帜、上与诗接的评论开始,苏门中各人都从作家、创作、风格等不同角度对词发表了或多或少的评论。苏门论词展示了词学自觉的第一个批评高潮和北宋熙丰间词学极盛的大观。其中陈师道所留词论仅有《后     

张元幹词风格浅论

张元斡是两宋之交重要的词人,南渡后他一方面因个性和时代的关系,在词作中承袭了苏轼词对主体情性的突出和高扬,将个人的情感抒发拓宽到对国家民族、时政的感慨,给词坛带来了新的气象;另一方面受传统词学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北宋末期周邦彦等人富丽精工、沉郁顿挫的词风的熏染,在词中大量用典,引用或化用前人诗句、诗意,精于练字遣词,结构回环曲折,更多地呈现出婉约的风格。主要原因是他以真性情贯注其中,加上高洁的人品、丰富的学识、曲折的经历,自然形成了磊落之气,以气驭词,使词的风格随着具体情性的变化,在不同的题材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以上角度评价他上承东坡,下启稼轩应该更为合理,而不仅仅局限于词风的豪放和词境的开拓。     

苏轼词学观的思考

通过对苏轼的词体观念的分析,指出苏轼的词学观是传统的,并没有有意识地革新词体,“以诗为词”不过是其创作实践对词坛造成的冲击,事实上,他的大多数词作仍然走的是传统路线。文章还指出苏轼轻视词体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意识上的雅俗观念。总之,苏轼在主观上并没有提出“以诗为词”的尊体思想。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辨误一则

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出版《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卷六六六中收有后魏孝文帝诞皇孙大赦诏,文曰:门下:朕纂承大业,十有四年,未能祇奉天地,道合阴阳,令五行顺绪,化致时邕。顾惟寡薄,载怀惭惧。宗庙之灵,以今月十八日皇孙诞育,既有嘉庆,思与亿兆同之,可大赦天下,咸与更始。①     

《今词初集》与饮水词派

清初综合性词选的编篡往往和词学流派的形成存在着对应关系.围绕着《今词初集》的编撰,在纳兰性德、顾贞观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饮水词人群体.《今词初集》的编纂是饮水词人群体集体意志的体现,它既有明确的尊体意识,又提出了鲜明的理论主张,在选阵上更有着强烈的流派意识,是一部选派型词选,它的编纂刻行是饮水词派树帜词坛的重要标志.     

为《史可法集》再补《词臣殉难疏》一篇

嘉庆《舒城县志》和光绪《续修舒城县志》皆刊有史可法的《词臣殉难疏》,清张纯修编辑、今人罗振常校补的《史可法集》并未收录。该疏记述了明末翰林院编修胡守恒守舒殉难死节和史可法为之请祭葬之事,与前所发现的安庆府县志中史可法遗文合为五篇,望《史可法集》再版时能得完帙。     

云南女词人的曲子词

曲子词兴起于隋唐，宋代鼎盛，名家辈出，蔚然大观。僻居西南边徼的云南．交通阻隔，与中原联系并不十分密切．由于各种原因．词这种学样式还未在云南出现。云南出现曲子词，是在两宋之后的元朝。有赵藩编选的《滇词丛录》第一辑，分上中下三卷，收词家五十一人，词作三百八十五首。继赵藩之后，又有阙名编选的《滇词丛录》第二辑，仍分上中下三卷，收词家三十三人，词作一六五首。比之云南古代诗歌．数量少，作也少，但是，有个显的特点，就是有女词人登上了词坛。     

《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的特点及价值

《梁启超手批稼轩词》是梁启超分数次批校辛词的手稿本,分朱、墨批两种,其中大多为考证之语,间有作品赏析,体现了梁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对稼轩词的钟爱.在此基础上,梁氏为稼轩词作了编年,并预作《稼轩先生年谱》,惜未完稿.此书的影印出版,对进一步探究梁启超词学、校勘思想及梁氏稼轩词研究特色等具有重要意义.     

读《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

唐人所编大型总集《馆词林》在中国亡佚已久,日本则藏有若干古抄本;到清代由日本陆续传回若干,学们从中辑得诗甚夥,但过去国内印行的各本《馆词林》皆未能包括日本所存之全部,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日藏弘仁本馆词林校证》以日本古典研究会推出的30卷本为底本,又经过很好的加工整理,乃是该书存世遗最丰富也最好的本子：此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大大有助于将中古学研究推向深入。可惜该校证本立下了这样一条凡例：“只以载有《馆词林》所存篇目的其他典籍作比勘。所谓比勘,只是交待其他献的刊载情况,个别残脱字据之补入,并不予以通校。”这样就不免留下了若干遗憾,降低了整理的水准。     

略谈民国抄本《水云楼词》

<正>余昔偶从旧书店购得民国抄本《水云楼词》一部。略观其词旨,婉雅凄怨,悲壮苍凉,大有英雄末路、郁郁不得志之慨。时蒋君鹿潭尝权东台富安场大使,其水云楼之故址,则在余乡邦之溱潼镇寿圣寺,寺有藏经楼曰"水云楼"者,昔为"明吏部侍郎储巏读书处"。韩子野有《水云楼》诗云:"寿圣楼高枕水隈,柴墟曾此读书来。元灯谁续琉璃古,凭眺犹能招客怀。"1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从《宋词三百首》看朱孝臧的词学思想

朱孝臧编选的《宋词三百首》寄托了他个人的词学思想,因此通过这一选本可以具体而微地考察他的词学思想。《宋词三百首》体现出了朱孝臧重视格律、推崇吴文英词、兼取东坡词"以疏济密"等主要词学思想。     

论苏轼咏怀词的艺术成就

苏轼既是词体的改革者,又是词风的创立者。他才情奔放,以诗为词,取词之躯壳而赋以诗之神气,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梦境”把豪放与婉约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千古不朽的艺术珍品,博得后世文人的钦仰。     

稿本阅读与题跋批注：潘钟瑞词集的文本凝定

清代吴中词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潘钟瑞留下了丰富的词学文献。其中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七卷本《百不如人室词草》稿本不仅保存了潘氏早期词学创作的本来面貌,其附带的序跋、题词、评点更呈现了词作被阅读和修改的痕迹。《词草》的阅读者众多,至少有十位读者留下了评点。这些评点多着眼于词序的繁简、文字的雅驯、词律的精稳。而潘氏在结合个人喜好和评点意见的基础上,对于稿本的词作篇目有所遴选,文字有所修改,最后形成了刻本《香禅词》的文本面貌。将潘氏词集的稿本和刻本对读,不仅能够明晰其词集文本凝定的过程,亦可一窥咸同时期吴中词坛的词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