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法在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应用——倾向于江南的案例

地域社会史理应对充满田野气息的人类学予以重视。“田野“首先意味着空间特征的揭示,有助于培养历史学家的疏离感和想象力,认识不同社群类型对于地域社会完整性的意义。“田野“其次意味着地方;人类学特别重视“地方小事“及其存在环境的价值,并将存在于特定环境中的事件的意义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加以理解,所有这些,与社会史的“整体性“追求暗合。“田野“还意味着缩影;人类学对于困境中的“社会缩影论“的省思,重新梳理了“小地方与大社会关系“,不但使社群研究获得了理论支撑,也明晰了从地域中国到全盘中国的具体考察路径。     

2002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

20 0 2年发表的明清史 (至 1 9世纪前期 )方面的论文 ,思想史和文学史不算在内也多达 1 2 0余篇 ,专著则有 2 0余种。不过 ,从中很难发现有上世纪 80— 90年代“地域社会论”那样的为学术界所共有的研究视角。概而言之 ,在以特定的“地方 (地域 )社会”(localsociety)为考察对象、关注其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结合状况的研究继续展开的同时 ,对超越行政、国家和民族等界限的更为广泛的“地域”(region)进行动态考察的研究也比较活跃。进而 ,对这种多样的“地方社会”和“地域”加以整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研究也得到了加强。EvelynSakakida…     

方言:民俗文化的优质载体与解读钥匙——以浙江温州"瓯语"为例

一、“瓯语”概说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也是民俗语言的组成部分。方言在现代语言学中分为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本文所讲的方言专指地域方言,或称地方话。《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可见,在我国,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古已有之。     

明海古城：见证逝去的繁荣

河西走廊,这个具有世界声誉的狭长蜿蜒的走廊,曾经迎来送往了多少不同文化、族群、地域、国籍和民族的“主人”和“客人”。历史的沧桑变化,文化的兴衰更替,族群的迁徙流动,地域交通的辖制脉动,社会记忆的清晰模糊,这一切都要从祖先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去体会和想象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之谜。     

客家话形成于汀江、韩江流域

语言学理论认为,同一种语言由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的人群因地域的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而导致在语音、语汇和语法诸方面产生一定的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从而形成地域的分支或变体,使不同地域的人群虽然同操一种语言但他们所说的话各有特点或彼此不完全相同。我国汉族地区所说的都是汉语,但不同地域的人们所说的话有些是大不一样的。北京人把“叫”读做[tεiau^51],广州人却读成[kiu^33],北京人把“气”读做[tci^51],广州人却读成[hei^33];北京人说“客人”,广州人和客家人都说成“人客”;北京人说“再等一下”,客家人说“等一下掭”;北京话说“一棵树”,广州话说“一坡树”,厦门话说“一丛树”,而客家话则说“一头树”。诸如此类因地域的差异而形成的语言的地域分支或变体就叫做“地域方言”,人们通常所说的“方言”一般就是指这种地域方言。     

景观塑造、文化建构与环境变迁——以明清以来兰州“八景”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八景”是基于地域自然环境与文化的景观塑造和意象表达,不仅反映了区域环境的特质与变迁,也是地方精英表达乡土认同和思想的重要手段。明代以来,肃藩移兰带动了兰州城市建设的兴起。以肃王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通过景观书写,塑造了兰州城市的地域形象,兰州“八景”开始成为兰州城市意象的文化表达。清代陕甘分治后,兰州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沿用至民国的“八景”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兰州城市建设的加快,古“八景”中的一些景观已不复存在,在地方文人的推动下,兰州“新八景”的评选凝练出新的城市形象表达。历代兰州“八景”的塑造,不仅是知识分子对地方景观的建构与认同,也反映了兰州地域社会生活及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     

节日全志与时间地图——读《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

有人说过：“时间带着口音发言。”时间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在人文时间中有日常时间与特殊时间,节日属于特殊的人文时间,也是具有特定文化内涵、适应社会节奏的标志时间。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丰厚的节日民俗文化遗产,节日民俗五彩斑斓。随着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     

基于社会-文化价值重构的乡村复兴——以意大利“内陆地区”为例

遗产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的社会-文化价值通过和经济价值的协同作用,共同提升了所在地域的整体价值。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进一步延伸到脆弱的乡村地区可以发现:共同创造、地方知识、地域认同、社会交往四个关键要素在营造乡村复兴良好环境中的作用。同全世界范围内的乡村一样,意大利内陆乡村地区正面临人口减少、本土意识丧失的问题,为此在政府和社会层面上展开了一系列项目。本文以乡村地区社会-文化价值四要素为脉络,结合对意大利内陆乡村地区不同项目的跨学科合作、共创方式、工具与能力建设的分析,建立起以社会-文化价值重构为核心的乡村复兴模式。这是一种内生的、基于“地方”的方法,为探索我国乡村振兴之路及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国家提供一定的借鉴。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阶层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在地域政治方面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出现了严重分化。本文考察了战争期间安徽士绅的诸种面相,分析了影响士绅行为抉择的因素及其对地域政局走向、地方社会的影响。     

社会安全事件管理中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众多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密集发生,从实践上说明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身理念及资源、具体制度等环境上的差别,不同地方政府面对同一社会安全事件会有不同的行为取向,同一地方政府在面对不同的社会安全事件甚至同一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时行为取向也各不相同。地方是社会安全事件管理的前沿,所以对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因素进行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编修与地方认同——以《乌青镇志》为例

以往在对明清江南市镇认同（即“都市认同”或“共同体”）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市场圈”和滨岛敦俊的“信仰圈”最为引入注目。近年来,森正夫通过考察乡镇志名称、镇域认知以及乡镇志横向纵向的相互认识等几方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确立。巫仁恕通过对乡镇志《园第志》的分析,认为“文献并不能反映了地方人们认同感的加强,只能说是加强了地方上士绅的优越感。”夫马进通过对清代松江育婴事业的分析,认为“以府城育婴堂为中心的县城接婴堂、镇接婴局、济婴局的有机关系,与官方行政中的有机关系完全不同。”此外,稻田清一对镇董阶层参与地方公事的分析,太田出对清代绿营管辖区域的研究以及张研从清代市镇管理体制的角度而进行的研究,都为探讨江南市镇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文以《乌青镇志》为例,从镇志称谓、镇域的认知、镇志的编修过程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等角度。探讨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的编修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2007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清史研究领域以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特性为视点,以地域社会论为中心的研究十分流行,这方面过去已有很多的论述。笔者这一代虽然不曾亲临其境,但的确有过摆脱阶级斗争论或乡绅论束缚的社会史研究,它就像强劲的新上市股一样被关注过。近年,又开始盛行以边疆为中心的论述大历史的倾向,恐怕也有它的理由。目前“地域社会论”与其批评的正反两方合而为一,正在形成曾经被视作“边缘”的又被提升到“中心”位置的新趋势。这无疑受到了上述风潮的影响,也是2007年明清史学界给人的强烈印象。     

景观与地方认同的建构——以桐城龙眠山为例

自然景观可以经由人的活动变为文化空间,反过来对地域社会产生影响。桐城县北郊的龙眠山凭借李公麟等乡贤的文化赋值和优美的自然风景,成为桐城的重要“景观”,对桐城的日常生活和家族发展影响深远。随着地域社会的发展,“龙眠”这一文化意象融入士人的身份意识和地方文献的编纂中,成为构建地方认同的工具。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桐城士人围绕龙眠山进行的日常活动和历史书写,探究自然景观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景观在构建地方认同中的作用以及景观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     

火把举起“烤头风”

民风民俗．是反映一个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众的习俗也有不同的表现。在苏北农村,有年根岁首开展“三火”活动的习俗。从除夕就开始准备年三十晚上的“元宝火”．大年初一的“开门火”,以及从年三十晚到新年正月期间的“避邪消灾火（又叫去灾火）”的材料。在社会贫穷、经济落后、科学技术又不发达的年代里,人们常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种种祭祀活动上。而在今天,人们还在传承着某些旧时的习俗,仅仅是一种形式,但达到节日期间丰富文化生活的目的,展示给子孙后代是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学术的地方转向,研究区域史与地方史,探析基层地方社会实态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当在“整体史”视野下细化“地方性”研究的研究路径成为一种趋向时,当研究力求跳出“死”的制度进入“活”的领域时,那些能反映百姓日常生活实态、听到不同阶层的“声音”、获取“活”的文本等内容的地方档案显得尤为重要。     

浅谈社会志的编写

本侧重从反映地方特点和社会问题的角度,结合孝感市情提出编写社会志的初步构想,即设社会结构、社会民俗、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社会明等篇,篇下再设若干章节,反映社会的基本面貌。每篇按照“写什么、怎么写、注意什么”的思路展开,力求理论与编纂实践紧密结合,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非农化”趋向与乡村危机的另一面相——基于《退想斋日记》(稿本)的一个学术思考

《退想斋日记》详尽地记述了乡村“非农经营”情状,也大量描述了乡村危机的情势。一方面,“非农化”趋向并非20世纪30年代特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该地方经济衰败、民生困窘,也是一个持续演进的长期态势。“非农化”稳定发展的态势与乡村危机相伴而生且相互关联,成为晋中地域乡村社会演进的重要特征。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即深入揭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从中国社会或经济内在结构中求得其规律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