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之旅的见闻和思考

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票上的西式签字

1988年秋,我正在苏州访问,一些中国的钱币学家问我,能否辨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票上的西式签字。虽然在去中国以前,我试图认出这些签名已经有些年了,但当时还无法做到。事实上,我正希望中国能有人帮我认出这些签名!经过两年多的研究,现在我已经能够释出某些签字了。     

望乡孤雁——一个日本遗孤和中国亲人的故事

一个日本遗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了中国,被普通的中国家庭收养,并隐名埋姓几十年。后来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帮助下,他找到了日本亲人。但几十年的相濡以沫,他和中国亲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您使我脱离了孤儿的死亡边缘,哺育了我,使我健康成长。再见,伟大的中国!再见,养育我几十年的爹娘!”就在他回国不久,不幸英年早逝,留给中国亲人的是绵绵无期的思念。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笔者在四川省雅安市泛华厂采写到了这个记录着中日友谊的动人故事———     

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上)

我从1933年接触中国历史地理到现在已65个春秋。60多年来,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十个方面简单回顾了自己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程,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一些主要学术观点。我始终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深望这门学科能够发扬光大。     

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下)

我从１９３３年接触中国历史地理到现在已６５个春秋。６０多年来,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十个方面简单回顾了自己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程,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一些主要学术观点。我始终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深望这门学科能够发扬光大。     

我对女书的发现与抢救

正我出生于1949年10月,与新中国同年同月。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我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破格考取了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学习。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在民族调查时发现了女书。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改革开放让我一生与女书结缘。邂逅女书1982年,我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讲师,在都庞岭山区开展民族调查时,一位高龄老太太对我说,比她上一辈的妇女会写一种     

一位海归委员的创业之路

正(一)1978年,我出生在湖北武汉。幼时,父母在武汉的高校担任教职,在其熏陶下我从小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我在书中踏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在书中见证了创业者开创未来的故事,在书中领略了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先后在宜昌、武汉完成了自己的中学和高中课程。1996年,18岁的我进入到了中南财经大学学习。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无法逆转,中国市场急需管理人才,而财大正是为中国市场经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大学。     

美国"飞虎队"在中国

我离开中国已经30多年了,我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中国给了我生命,美国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中国是我的根,美国是我的家。特别是我有幸和“飞虎队”结缘,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先生、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彼特·莱特,在2007年去世前曾一再叮嘱我说：“你是个中国人,懂两国文化,以后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多做点儿事。”     

回忆父亲徐君慧

我的父亲徐君慧本名李子英,出生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而我出生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我有时想,这一年月的巧合不正是隐含着一个天理吗？没有父亲就没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说我能够作为新中国成长的见证人的话,我父亲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与幸福的时代见证人。     

赛珍珠在美国为援华抗日作汉语演讲

赛珍珠在美国为援华抗日作汉语演讲（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进攻中国……我必须告诉你们的是,当时我见了我第二祖国的中国单独勇猛地抵抗日本,不免窃心自喜。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     

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的幕后佚闻

皇皇20卷的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约经十年耕耘,继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之后在中国出版了。这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有着一种莫名的高兴与欣慰,因为毕竟其中也有我的点滴努力。 1978年秋,我奉派到中国驻美     

至正钱研究

我有编写至正通宝泉谱的想法已经三个春秋了,今年才下决心编写。1988年秋,我有幸同中国钱币学会的同行们交流中日货币史,借此机会编写了这篇小文,以在1989年秋访问中国时进行交流。     

罗援：我到丹麦当武官

1991年－1993年,大概有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我担任了中国驻丹麦国防副武官。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关于剑桥大学中国学研究的若干说明

关于剑桥大学中国学研究的若干说明张国刚《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发表了我的《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文章的起因是１９９１年暑假我作为德国汉堡大学的洪堡学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ｓｔｉｐｅｎｄｉａｔ）,曾访问过那里...     

我有一个亚洲电影梦——日本电影学院院长、著名影评家佐藤忠男专访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日本著名的影评人佐藤忠男接受了记者专访。比中国人更爱中国电影记者:这次电影节,您带来了一份厚礼:《中国电影百年》,这之前您花了多少年时间看中国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的兴趣是源于什么想法?佐藤忠男:算起来已有26年了。1979年,我首次专程到上海看中国电影。日军侵华时,我还很小,当时日本为侵略找了很多借口,其中一条就是中     

开发宜居楼盘与武汉共同成长

<正>计算机工程师"下海"开发内地房地产我1957年生于沈阳,在北京长大,经历新中国最重要几个变革期,见证了时代的发展,我心存感激。1978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第二分校(后更名为"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学习计算机软件专业。毕业后进入国营北京有线电厂工作,从事计算机软件设计。1986年,我进入中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1991年初,我辞去稳定的工作,决定     

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看法

1980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了王庆祥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应当继续讨论》一文的梗概内容。我阅读后也产生了一点想法,写出来参与同志们的讨论,以便从中受到启示和提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止限段,我与王庆祥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中国近代史应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     

外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在30年近一半的14年里,我都在北京生活。如今,我也居住在这里。身为外国人,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我还是得以置身其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难忘的瞬间

我是一个苦孩子出身。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后,我和全国人民一道站了起来,我从心中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激和崇敬之情。今年,即200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回忆我几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重温与毛主席合影的那一瞬间,又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喜读《中国土族》杂志有感

《中国土族》杂志是我最喜爱的杂志之一,从她创刊的那一期开始,我就千方百计要回来反复捧读,爱不释手,并且每期保存,随时翻阅。前几天,县委统战部的老领导王善林先生告知我:《中国土族》杂志从2001年起,已经公开出版,向国内外发行。王老还为我代订了一份,亲自将2001年春季号送至我工作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