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表达与胡适的民族文化观——以胡适英文著述为中心的探讨

胡适娴熟的英文表达能力使他易于在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跨文化交流中的双重角色:在国内,用国语向中国人宣讲、介绍西方文化;在国外,用英文向西方人宣讲、介绍中国文化。面向西方话语世界,胡适一直是用和缓、冷静的语态,撰述文章介绍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力图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胡适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自有其规律与原则,在交流过程中胡适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明白提出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主张,指出文化交流的最终结果是那个"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于1930年代."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清末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汉、蒙、满并列"到"汉族"的变化,各族间的关系主要表述为斗争和冲突.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民族关系表述上,有"民族一元说"和"民族同化说"等方式,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注重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的认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认识的变化过程.     

评胡适的东西文化观

晚清以降,“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于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动摇,我们乃从因袭的睡梦中醒觉了.”从“睡梦中醒觉”的胡适,为免于中华民族在受压迫中的沉沦,苦苦思索受到西方文化剧烈冲击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出路.在中国如何近代化的问题上,胡适留下一幅似是扑朔迷离的画面:他时而对传统文     

“胡适全盘反传统论”辨析

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在大著《中国意识之危机》中指出:“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认为胡适是思想文化整体论者和决定论者,又以西方文化为本位,虽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在情感伦理上的制约,主张渐进地改革中国传统,再造中国新文明,但在本质上无疑是趋向西方文化的全     

全球化格局下中国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的构建

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的民族文化研究指出了前进方向。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灵魂。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是维系中国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坚强纽带。在全球化迅猛发展时代,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就要努力形成民族文化共存共荣的生动局面。当前存在的世界“文化殖民主义渗透”给中国在民族文化建设中提出了严峻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全球化对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冲击,阐述了全球化可与民族文化协调发展,提出了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交流中,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反“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

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全球化和传媒全球化等 ,不会导致“文化全球化” ,恰恰相反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方式 ,是一种价值体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漫长的世界历史告诉人们 ,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多元的 ,从来不存在单一的“全球”文化模式 ,所谓“文化全球化” ,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 ,从文化上进而从整体上肢解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     

历史和文化的编织——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在现代世界的历史上,英吉利民族是一个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民族。第一次将世界各民族深深地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就是首先在英国的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并从这里把它的商品、资本、制度、精神等推向世界各地,于是,这些现代世界的塑造品自然都带上了英国文化的印记。因此,认识和理解英吉利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对于今天深深处于现代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

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谦谦君子”的“红娘”往事

正"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此评价胡适颇为恰当。北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和民国文化、学术的中心,名师云集。胡适自美归国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以北大为阵地,开展其半生的学术事业。民国时期的许多名人轶事也都发生在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不,以"谦谦君子"著称的胡适除在北京领导新文化运动和学术活动之外,     

努力实践毛泽东同志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发展历史学和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节有集中的论述,归纳起来为两条基本的原则:第一,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内容和民族的形式两者结合起来。他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     

Modern China'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 problems and prospects

Modern China'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a long, torturous, and complex process that even now has yet to come to a conclusion. Previous publications on China's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have touched on this issue to some extent, but there have been few wide‐ranging, focused, and systematic studi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this ques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burdened with the weight of a long history and with deeply ingrained cultural traditions, must negotiate the complexities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 present as they adapt to a new era and build a new culture. Questions of culture manifest themselves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 distinction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between “Chinese” and “barbarian”, in the different resources and possibilities inherent in ancient and modern culture, in the fate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social conditions can pose almost insurmountabl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se problems can only be solved when the whole nation is engaged in the practice of study and struggle, and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become more intimately linked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the flow of ideas. Even then, solutions will not be quick in coming and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hange is necessarily gradual in na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ulture in recent tim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as a whole are fundamentally concurrent processes that show a marked tendency towards glob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sm. Thus, externally, China must adhere to the idea of greater cultural openness while, internally, we must support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foster a positive creative spirit to the fullest potential.     

Sticking to the Stand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Sticking to the stand of Chinese culture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promot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Only by thinking rationally about the inheritance, borrow-i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culture can we grasp the essence of sticking to the stand of Chinese culture.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should combine the new practi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take its essence while discarding its dross. The key to learning from foreign cultures is to give priority to ourselves and use them for our purposes. We can not swallow it all down and blindly use it. To develop socialist culture, we should, on the one hand, respect the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constantly innovate and create a new culture. To carry forward Chinese culture, we need to meet the people’s grow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demands internally and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适的语言观

胡适倡导的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最终导致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胡适进行的语言研究和他对语言研究方法的探索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对胡适的语言观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变革、语言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对胡适的基本语言观进行全面考察和重新审视,并通过对其语言观的考察来重新解读他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理论,重新评价他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历史功绩.     

解放战争时期胡适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主张

胡适认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和方向是争民主、争自由,自由主义是可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理论,国民党已经开始向民主政治靠拢;他大力宣传自由主义,在国共斗争中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权制度.     

当代西藏文化、文物保护及其意义

西藏文化、文物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历来重视西藏文化、文物的保护工作,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全面保护。西藏文化、文物的保护,成效显著,举世关注,意义重大。     

折中的“重估”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境。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在此背景下,《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关于“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的争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使他们使用更折中、开放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来回应对方质疑,并容纳多元的新派。在这一情境中提出及流行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有多重属性:胡适在表述上统合种种不一致的新思潮,又暗藏其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并针对新兴的“主义”;因其开放性,它在流传中更被不同地理解与使用。这一口号的多重性体现出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以往认知的更为丰富。     

浅谈柳与中华传统文化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柳”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它有关的姓氏、诗词和风俗等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有趣的故事,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