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西俄德的史学地位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前史学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诗作《田功农时》和《神谱》中所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在西方史学的起源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本人是希腊史学从萌芽状态走向完全形成长过程中的最后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塔西佗史学初探

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的现实产物,塔西佗史学具有深远宽泛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浓烈复杂的政治伦理意蕴:政治观对其史学创作产生了深重影响,撰述旨趣则与其现实隐忧息息相关。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并进而形塑了其凝重简练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集中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共性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     

浅论史学活动中的价值判断

在历史研究与教学中,我们常常要回答,某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时,事实上正在做出一种价值判断。但是,我们往往并没有反思自己做出价值判断所处的立场,思考其中是否遵循着什么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存在并且发生了改变,     

当代俄罗斯史学中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初的革命,在深化对17世纪初大动乱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以“动乱”取代“革命”的话语,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构建以“动乱—帝国”为模型的俄国国家系统性危机理论体系的动乱学研究范式。该范式强调,17世纪初、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国家制度的三次系统性危机(即动乱),前两次危机都以建立帝国而结束,俄国历史在“动乱—帝国”的周期性节律中循环。动乱学的提出,是21世纪“俄罗斯学”和“帝国学”研究热潮下的产物,也是一部分俄国学者对当前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一种回答。但作为建构一门新学科的尝试,其学科体系尚待进一步深化。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Mathematical Modelling in Chemistry and Biology

Abstract

The interdisciplinary use of mathematics to study chemical reactions and biological phenomena can bring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the planning of experimen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observ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A number of examples illustrate these points here, such as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pplied to reaction systems, the chemostat for biological growth, reaction diffusion processes, the challenge of modelling combustion mathematically and pattern formation of gradients in space. Powerful computers and elaborate graphic systems will in future assure for this mathematical treatment a wide and successful application.     

试论佛教史学

佛教进入中国后便有了佛教史学。鉴于史学至少有着反映一种宗教形态来龙去脉的功能,所以佛教史学也是全面认识中国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现具体论述之,期待方家指正。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 --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以往中国历史学轰轰烈烈的专题讨论,不仅凝聚了史学界的绝大部分精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系统。它决定着中国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前的史学学术转型无论如何不可能回避这些旧课题。从史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改造旧课题,将其转换成为新课题,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史学学术转型的突破口。     

关于西方古代史学“实质主义”的思考

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伍德的substantialism之substance,是古希腊哲学重要范畴ousia的英译,substance中译作实质。此两种译法均没有完整地表达ousia的原义。substance表达的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ousia是载体之意,而没有表达《形而上学》中ousia是形式的意思。substance译作实质,却超出了substance原义,而与ousia是形式有某些相合之处。本文乃采用中译名,遵循的是中文表述传统中的"名约"规则。柯林伍德的"实质主义"说,对西方古代史学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柯林伍德仅提出此说,而没有用文字表述其全部的论证思路,所以在理解上有相当大的困难。要较好地理解实质主义涵义,应将此说有争议之范畴与主要范畴ousia联系起来思考,对柯林伍德有关实质主义的说法作出综合分析,并将理解中存在的问题置于其说之理论基础古希腊本体论和认识论中加以考察。所以,本文对实质主义的理解,不可能完全重现柯林伍德的原意,而只是对其说的一种诠释。     

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

在我国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丰厚。各少数民族珍惜自己的根源,崇敬祖先,注意借鉴历史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资料由文字与口传两部分组成,口传史料数量占有明显优势。少数民族的历史观中普遍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有的民族产生了成体系的史学理论。民族史学长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少数民族史学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填补了汉文史籍在当时无法顾及的空白,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及对当代史学的影响——访林被甸教授

在当代世界,现代化研究是一个热门课题。已故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早在80年代就开始了现代化研究。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方面有特别贡献,他的现代化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有重大影响。     

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

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认真总结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反思以往和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风靡一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李大钊等先驱者撰写的论著,已鲜明地显示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继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长达十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进步学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社会调查,批驳了错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些正确结论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推进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至抗战时期,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为代表,一致明确地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从事理论创造和撰成一批力作,从而使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壮大、发展。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至4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有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试论罗素的史学审美思想

20世纪50年代,在参与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的过程中,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史学的服务对象、学术方法和所存在的缺陷方面所提出的一应观点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正是这些观点,揭蔡了史学应是审美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不能有效地使自己的读者进入审美的境界,即不能使他们通过对史学著述的阅读,来获得“直观自身的本质力量”的愉悦,是当代史学在形态建构和成果具获上的一个严重的缺失。     

The Role of Logic and Aesthetics in Constructing Narrative Wholes in Historiography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wholes in historiography involves more than logic, but aesthetics as well. It is imagination as well as logic which generates the more or less concretized images constituting the background onto which the historian, "playing" with basic information, imposes some content and portrays some event by means of a narrative. These concretized images incorporate an aesthetic sense of order. Historical narratives also employ general terms which "bind together"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basic information which, when linked together, form a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se general concepts also invoke an aesthetic sense in virtue of which their identity is formed. In both these ways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is crucial in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wholes.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交流中起到重大和显著的作用。     

Series Reflecting on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Trend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in Historiography:History of Medicine

Editor’s note:The burgeoning of new intellectual trend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is the result not only of a conscious drive by researche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but also of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论历史学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记载的方式

本文认为历史学基本形成的标志是编年史一类史书及编写相关条件的出现.作这一说明是为追寻比它更原始的形态确立一个标准.本文的重心是提出和阐述纯粹的口编口传史是历史学的最初萌芽形态即源头,并以九个典型实例与几点分析加以论证和推理.简论在口编口传史初步发展后早期历史学记载方式的发展序列,包括对口编口传史起帮助记忆、传承作用的结绳、图画、刻记;对萌芽形态既有发展又发生质的流变的传说、史诗;应用文字写成的历史学雏形：年代记、大事记等,直到编年史的出现.本文是为把史学史向源头推进而寻找方向和排出序列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