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的投降应分为假降阶段和真降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宫刑,史有记载。倪昭敏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指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他根据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指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也只能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倪昭敏同志的结论之所以不能成立,是由于他使用的论据是虚假的。     

也谈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辨护

汉武帝天汉三年,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一般都认为司马迁遭祸是由于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最近,倪昭敏同志发表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并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李陵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兵败被俘的。被俘后并没有马上投降匈奴,其投降匈奴是在天汉四年全家被杀以后;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李陵兵败被俘不久,其受刑则是在天汉三年,而这时李陵显然还没有投降,司马迁怎能是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李陵败降应分为假降和真降两个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官刑,史载昭然。倪昭敏先生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认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而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故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认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只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特将个人的读史心得提出与倪昭…     

李陵,没有伟业能和做个忠臣相比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一支五千人的汉军没于塞外,主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大的灾难,但《史记》中对李陵事件的记叙,只有寥寥二三百字。为了解这个改变太史公命运的人,只能看看班固在《汉书》中的描写了。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司马迁下狱、宫刑年代之商榷

一关于司马迁受宫刑的年代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天汉二年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遭受宫刑。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云:“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范文澜在1931年北平文化书社出版的《正史考略》中原主张天汉三年说:“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年四十八。”但是,在解放初出版且尔后多次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改为天汉二年说:“前九十     

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

司马迁和李陵是汉武帝时期并不显达的文官和武将,两人因先辈的影响而得到任用。司马迁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谈死后,因“主上幸以先人之故”,(《报任安书》)继承父业做了太史令;李陵是汉名将李广早死了的长子当户的遗腹子,年轻时任过侍中,李广死后,“武帝以为有广之风”,《汉书·李广苏建传》)拜为骑都尉。司马迁和李陵,因为任职关     

拓跋种姓“匈奴说”的政治史考察

南北朝正史关于拓跋种姓的表述截然不同:有匈奴、鲜卑两说。"匈奴说"认定,拓跋是匈奴女"托跋"与汉朝降将李陵的后代。代国被前秦攻灭后,苻坚安排独孤、铁弗、贺兰诸部分治其故地,"匈奴说"可能是匈奴系人群主导代北的产物。匈奴族裔对道武帝建国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匈奴说"也得以在拓跋内部与"鲜卑说"长期并行。崔浩监修国史,为迎合匈奴系皇后及太武帝本人而重拾"匈奴说"。此说虽因北魏朝臣普遍反对未能写入《国记》,却传至南朝而为《宋书》所采用。中古时期北族种姓的变化,多以政治上的推动为主,并涉及血缘、地域、社会等复杂层面,拓跋种姓"匈奴说"的形成与流传,或许是一则典型的事例。     

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

司马迁以“明文”与“隐文”并呈的“错乱之笔”记载汉惠帝的事迹。自班固至今绝大多数学者所解读的是“明文”,本文通过系统性的考证与诠释尝试解读“隐文”。依此解读,惠帝具有成为“守成之主”的良好条件;他是父皇的孝子、母后的逆子,是因孝道矛盾而牺牲的皇帝。依此解读,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才气纵横,史识宏伟。     

曾让欧洲谈之色变的匈奴人与蒙古人

匈奴进入欧洲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匈奴人也自称是炎黄子孙。战国时期,匈奴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常南下攻扰中原,我们所熟知的“修长城”、“公主和亲”、“苏武牧羊”、“张骞出使西域”等历史重大事件,都记录着汉与匈奴的纷争与和解。     

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

本文以《史记》五帝、夏、商、周、秦“本纪”与楚、吴、越“世家”、匈奴等“列传”为中心,探索司马迁是如何苦心孤诣地建构“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在此基础上,研讨华夷界限的移动、华夷衍变、司马迁对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等问题。司马迁通过对夷狄、华夏族群的族源予以“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历史追想,构建了“大一统”思想框架。我们从司马迁所构筑的“华夷共祖”的意境中,可以推想到他已有族群心理的核心是共享血缘的感觉。     

探寻司马迁的游历

司马迁一生的游历有三次：一是二十壮游;二是奉使巴蜀以南之游;三是扈从武帝之游。司马迁的行旅实践活动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对古代文化及旅游文化的积累作了重要贡献。司马迁的史学成果无不与其“游”密切相关,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无不与其“游”密切联系,司马迁的学识是在其“游”中得到了锤炼和升华,司马迁正是从“游”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游”使其知识得到印证,使其感情得到升华。     

从梧桐巷到乌江亭

有位诗人说过：“集莎士比亚所有悲剧的总和,也赶不上中国的一部《霸王别姬》。”俗云：胜为王,败为寇。项羽则不在其列,他以其特殊的人生履历与人格魅力而受到历史的尊重,人们把他与胜利了的英雄们一视同仁。因而,他受到了大史家司马迁的“破格提拔”,被用“本纪”的帝王档次而写进了《史记》。     

苍狼南下——大秦帝国与匈奴之战

正按中国古籍记载,匈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在战国时期,匈奴开始在塞外草原崛起,与北方的诸侯国赵、燕、秦均有战事冲突。长平之战后,赵国覆灭,秦国又忙于讨伐其他诸侯国,一度受到抑制的匈奴得以     

"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

汉高帝刘邦出身布衣,毫无凭籍,在秦末大起义中,竟然三年亡秦,五年灭楚,而得天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评论他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第3册,P760)早年读到这一段话,不觉得有何难解之处。“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是司马迁歌颂汉高帝的话,是他把刘邦称为“大圣”的自然结果。刘邦既然是“大圣”,当然就必受天命;两个“岂非天哉”,自然是歌颂之辞。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见到了《史记》文章所展现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其直接的层面。 稍后,在读《史记》的《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篇时联想到了这一段话,心里就产生了问题。这里主要列举《高祖本纪》(个别地方据《项羽本纪》)中对刘邦的一些记载,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大圣”。     

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

汉代,进入匈奴的汉人是很多的,其中有战败被俘的,有因故率军投降的,有戍卒边民被掳掠的,有出使匈奴而被留其地不回的,亦有相当一部分是因种种原因非法越境逃亡匈奴地的。据《汉书·匈奴传》,元帝时候应对匈奴事状云:“……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此涉及汉人逃亡匈奴之三种情况:一是因故没入匈奴之吏卒之子孙不堪贫困,投奔其身在匈奴之亲戚者;二是边人奴婢难忍煎熬者因近匈奴地而亡入;三是触犯律令之盗贼为彻底摆脱受追捕之窘迫境地,亡入匈     

试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念——兼论李陵事件

司马迁有一句人所习知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而有“轻重”之别,这是一个人生的价值问题。按照司马迁的观点,人除了自然死亡之外,凡遇到外来因素,而在生死关头自己可以作出抉择的时刻,应该慎重地权衡得失,死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不应该轻于一死。这不是贪生畏死,希图苟全;而是要尽可能地留下宝贵的生命,去完成或实现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赋予人只有一次。善于对待死,就是为了生得更有意义。千百年来,人们对李陵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褒贬,各有千秋,而大多予以否定。     

张骞“凿空”西域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越使,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史记·大宛列传》 历史的呼唤 司马迁与张骞均为西汉同时代人,尽管史家讲究“生不列传”,但由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出生入死,敢为人先,打击匈奴,交好西域,当时也为惊天地、泣鬼神之壮举,故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开篇即以数百字介绍张骞生平业绩及贡献。东汉班固作《汉书》时,则把张骞、大将军李广利并列建立专节作传,使得张骞“凿空”,开拓丝绸之路的历史功勋,名标青史,永垂后世。2000年间,非但没有被岁月淹没,倒因为中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重要通道,被誉为“欧亚大陆桥”,在我国对外经济交流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追思先贤,当年张骞不畏艰险,“凿空”丝路的精神也益发应该彰显、发扬光大,张骞当之无愧地被列为世界级的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