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体制再研究

起始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广东体制是清朝在广州地区的一项针对外国人的体制,海内外学界一般视其为一项闭关的限制贸易体制,但笔者通过对广东体制的再研究,认为广东体制应是一项旨在有效管理外国人的对外政策,其目的在于整肃边境口岸广州的秩序、进而维护中国东南沿海的秩序,而它产生于乾隆二十二年前后的国内背景是清朝正发动着旨在解决西北边患问题的准噶尔战事,由此表明以藩封体制为依据而设定的对外政策往往与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国内政策存在着互动性。     

中国国际军备控制政策演变论析

近60年来,中国国际军备控制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坚持立场、独树一帜,长期处于国际军备控制体制之外;改革开放后选择参与、逐步深入;冷战结束后主动融入、广泛参与。近年来军备控制政策的变化及趋向,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设和谐世界的决心和诚意。     

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起动之历史透视

尽管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20年的经济增长,70年代后期中国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实质是用高投入的方式保持经济增长已走到尽头。要继续使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这在逻辑上必然导向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双轨体制下市场体制的高效率昭彰在人耳目,为市场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理论观念的革新及其有关政策的确立。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业和农村的四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之间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回顾这四次战略性结构调整 ,可以看到其历史规律性。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绝不仅仅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是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 ,是生产关系的调整 ,是生产力的解放。只有从体制和政策上入手 ,对交织为一个整体的体制和政策问题都进行根本性的、配套式的调整 ,中国的“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

正中国与海湾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深受国际体系、地区格局的影响,同时也与自身外交战略的调整密不可分。在冷战时期,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深受冷战体制的影响,海湾政策主要取决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海湾地区格局变化和中国自身的战略调整对中国的海湾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与1958年革命后的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70年代,开     

从战时到战后——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20世纪东亚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日中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及中国。在日本国内,为发动侵略战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这些政策影响到殖民地。而在中国,则为抵抗侵略而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国民,同时也对实施宪政、实现民主进行摸索。二战时期曾被日本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战时体制成为促成其战后民族独立的要素之一。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战时的计划和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建,在战时经济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而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在二战结束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度复活。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择了彻底实行计划经济的道路。     

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

一、冷战前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战后初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外①,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是：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     

清季藩属观念调适与边疆政策变化

19世纪 70至 90年代 ,面对列强侵略 ,清朝在传统体制框架内对藩属政策进行了调整 ,重心是扶持属国强大以抵御侵略并巩固中国边防 ,并据此对属国采取不同对策 ,或强化宗主权 ,或采取消极政策。强化对朝宗主权及在越南、缅甸寻求建立缓冲区是这种政策变化的产物。其思想倾向是和平的 ,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无涉。     

晚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与朝鲜

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秩序观以武力为背景进入中国以后逐渐挤压着支撑中国传统对外体制的中华世界观.其直接后果是造成诸条约国对清朝直属领地以及属邦之主权的侵蚀.清政府的对策是藉现有传统制度并西方国际法来竭力维护上述权益.本论文所指出的中外外模式即是在上述背景下清政府所推出的一个既包括中国传统对外体制元素,又涵盖近代国际法条例的新对外体制.清政府于19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朝鲜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便是上述中外外模式的实践.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

本文认为,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和以帝国主义侵华为话语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在当代带有严重的视域局限性.基于参与现代和对话现代的需要,它们可以归并到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体系之中.而开展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朝贡体制在历朝的演变轨迹,还应关注封贡关系行为与对外政策、涉外思想三者之间的互动.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求解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确立了国企和国企体制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实施这一改革需要厘清它的涵义和内在逻辑,并在几个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一、什么是"混合所有制"所谓"混合所有制",在微观层面讲即是"股份制"。在当下中国的政策含义应是开放民企进入国企控制的一些领域或扩大国企民营化的成分。之所以将之视为所有制的改革是因为中国的国企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在计划体制下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单位,人民公社作为集体所有     

二元结构、二元体制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矛盾及其消解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而从二元结构走向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破除二元体制。二元体制在改革开放前后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其运行机制。改革开放前,二元体制由统购统销、户口政策、人民公社"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构成;改革开放后,新二元体制由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户口政策和双轨制构成。那么,二元结构如何衍生出二元体制,二元体制如何演化、变迁和深化二元结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真正难点如何破解,这一连串的问题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或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运用,对于深入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对其他国家的问题进行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国"三农"问题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主要根源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乡镇现有的政权体制包括财政体制.     

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

陈云是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者和设计者。他提出和制定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对棉花、食盐实行统购统销的尝试。陈云提出该政策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当时粮食供销矛盾,但其根本目的,则是要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纳入国家计划之内。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后,陈云向中央提出“三定”办法,平息了统购统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该政策最初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政策,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演进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演进大致分为:体制变迁带动、项目开发推进、八七扶贫攻坚、重点扶持特困地区和脱贫攻坚决胜五个阶段。其特点表现在政策的演进始终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政策的选择凸显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差异性,差别化政策展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政策的发展趋向全方位、多维度的格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演进启示我们,必须始终从战略高度认识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意义,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贯彻外部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     

农业非生产经营性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及根治对策

当前,由体制成本、政策成本、社会成本所构成的农业非生产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降低农业非生产性经营成本,就必须从完善农业经营体制,落实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以及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素质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中国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的历程、依据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民族实践历程表明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是多民族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形势下,实现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必须以宪法和行政法律为依据,按照《民族法制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完善民族事务管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民族事务管理人员依法办事的水平和能力,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强化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机制,推动根本性或长期性的民族政策逐步实现法制化。     

战后日本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以岸信介内阁为例

岸信介内阁虽在对立的中美之间选择了后者,但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体制与意识形态包装的"政经分离"政策则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该政策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大陆,以巩固日美台关系;另借以维系对华贸易渠道,在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解决国内政治及外交问题上的工具价值.然长崎国旗事件等致中日交流断绝,及日方在打开局面上的无作为,则无不根源于该政策的非合理性.     

浅谈南朝鲜对中国、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经贸政策

对外经贸政策同财政、金融、通货等政策一样,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南朝鲜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虽然与中国、苏联及东欧各国有一些经济交流,但始终未能确定系统的地区性贸易政策的基调。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方面,南朝鲜及时调整对外经贸政策,积极克服政经体制及信念等方面的种种制约,确立了一种名曰“政经分离”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南朝鲜当局旨在实现政局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