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谈到国际问题的那一部分,正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原则上完全同意这个部分,只是认为在关于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一条上补充含糊的一句话是非常不够的。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揭露他们的改良主义欺骗,是现在争取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重要策略措施之一。此外,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及策略上的差别,是共产国际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作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条作出补充。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 文件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

1929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起因是远东局在1929年10月作出的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提出一些批评。认为中共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富农问题上和在工会工作中犯有右的错误。对广西军阀作出了错误的评价等等。对此,中共中央表示强烈不满。拒绝接受远东局的批评。指责远东局始终有右的倾向,在如何对待陈独秀问题上搞调和主义。要求远东局修改决议有关中共的部分。远东局不同意这样做。于是应中共的要求双方举行了三次联席会议。就一些问题展开了辩论．但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不得不决定各派一名代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请共产国际裁决。有关这场争论始末的档案文件已于1999年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的&;lt;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gt;系列文件集第三卷中发表．这些文件对于研究共产国际和立三路线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现译载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

“立三路线”的形成,及其同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是中共党史以及它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中一个具有突出特点和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国内学者有关这一事件的专题研究,至少已进行了将近10年时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一事件的复杂背景及其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奥斯藤：我们再来看记录。在最后的指责中,李立三说,在我们的决议中区分了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说。我们不懂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取消派机会主义是一回事。当然,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反对党;当然,两者都反对共产国际,并经常一起行动。但如果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归为一类,那我们就会犯两个错误,即思想上的错误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对他们,利用一些论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另一些论据反对机会主义分子。     

李德来华的身份及任务新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回忆和研究文章认为,李德的真实身份是苏联情报人员,他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不是共产国际派遣的,而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邀请的。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李德到达中国后的身份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人员。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确是情报部门,但其对中国的工作性质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德是被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的,任务是整理中国苏区的军事报告,供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进行有关决策参考;并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协助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指导中国苏区的军事行动。李德到中央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是经远东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的,不是应博古邀请而去的。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陈独秀１９２７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谍王佐尔格在中国的最后岁月

理查德·佐尔格,德国人,“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谍报人物。1930年1月,他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三年的中国之行。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特工,在中国他以共产国际远东局情报部的身份与中共合作,组建了自己的情报网。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远东局领导中国党的工作已经9个月了。在这9个月期间,远东局一方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中国党的某个策略,确实为中国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它经常暴露出与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观点和选择不正确的策略。中央不止一次地同它进行过认真的辩论,这之后,这些错误的东西,一些被抛弃了,对另一些错误,它默默地承认了中央的观点,但对其余的错误,它至今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当时中国党中央认为,远东局观点上的一些错误,可能是偶然性的,不成熟的,也可能是由于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出现的,虽然同远东局就每个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争论,但是没有     

迥异的家庭 奇特的爱情 悲惨的结局——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及其夫人

我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是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诞生的。发起人有八个：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前六位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会议把青年团的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也参加了会议,指派这八个人中最年轻的21岁的俞秀松为“负责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提议称为“书记”。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     

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自从“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了它的一个支部以后,它们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无论是在思想理论的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或是在干部和     

陈独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认识的正确性新探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促成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大革命很快又失败了,史学界一般认为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所致,笔者认为是共产国际操纵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所实行的“党内合作”政策所致。陈独秀在两党合作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由不赞成到共产国际压制下的默认,到...     

富田事变是如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

多年以来,对于为什么在中央根据地会发生对富田事变的有关人员进行逮捕和杀害的严重错误,有人从"左"的肃反政策上找原因,有人从肃反的执行者身上找根据.笔者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发现,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有一定的关系.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谈谈西安事变初起时的社会反响

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对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功莫大焉，而且也是个多赢的结局。但是，事变初起时在社会上的反响不一，可以说反对的呼声更高。知识界反应尤为强烈，当然“左中右”（传统说法）的反应不一致。旗帜鲜明的“左派”或“右派”难免左袒、“右倾”，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中共五大路线未能贯彻执行原因之我见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的紧急形势下,为着研究和制订中共在紧急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而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是,会后并未得到实施。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普遍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妨碍了中共五大路线的贯彻执行,以致于中共五大没有担负起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上述观点是失之偏颇的。笔者认为应从这条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去加以分析,中共五大路线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的,此后又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反对,使之最终没有能够贯彻执行。第一,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国民党进行。这就决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1964年上半年,我作为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到河北省抚宁县参加了正在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40多年过去了,“四清”工作的一幕幕至今仍萦绕心头。40年后说“四清”“四清”是简而统而言之,其所含全部内容是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亦称“新五反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我国于1963年初至1966年“文革”前开展的一场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已写入了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清”的提出,源于“阶级斗争”深化的…     

苏区“查田运动“始末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获得了统治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土地问题上,照搬当时苏联在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经济的做法,在苏区实行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的政策。在“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