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民问题与党的策略

游民无产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中占有一定位置。这个阶层虽然不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但它在革命中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存近代史上,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每次斗争的发展变化都与这个阶层的参加     

中山陵

中山陵是孙中山(孙文)的陵墓。孙中山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在以他为首的革命派的领导下,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暴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     

介绍1945年解放区出版的《孙中山先生选集》

《孙中山先生选集》于1945年12月由新华书店出版,毛边纸铅印,32开本,332页,收编孙中山的论著50篇,按时间先后分为六辑。编者认为可以代表孙中山各个时期的革命思想。所收论著十分之八作于“五四”后的六年,十分之七是国民党改组后一年所作。书前有编者于1944年7月写的序,主要介绍了所收论著的要点。序文着重说明:本书所收的文章,表现孙中山终身不断追求进步。他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后期在质和量上都是个飞跃。孙中山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不但把他的革命思想向前推进了,而且把他的生命力惊人地燃烧起来了。现在读他的著作,也定要抱他这个不断进步的观     

再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研究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立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到抗日战争时期,三民主义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7月15日,中共在为公布国共     

孙中山革命的宗教因素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宗教情感是支撑他革命奋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青年时期,基督教带来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指引着孙中山产生变革中国的强烈意愿;他在宗教信仰中的自我定位与其革命生死关头的个人遭遇,强化了他的宗教执着和持续强度。     

从绿林首领到市长——清末民初革命中的李福林

绿林出身的李福林结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广州地区民军首领,为广东光复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也为自己赢得出路。但在革命转入低潮时,李福林却见风使舵,一度疏远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与龙济光合作。在受到桂系军阀的排挤后,李福林为寻求政治依靠,再次转向孙中山,却又希望在孙中山与桂系军阀之间左右逢源,与革命政府若即若离,以求利益最大化。随着驱桂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李福林宣布独立,帮助粤军成功驱逐桂系军阀。由此,李福林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其所领导的地方武力成为大元帅府时期革命政权的重要支柱,李的政治地位随之达到新的高度。即便如此,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李福林,其革命动机的“两面性”,仍然是制约其行为的重要因素。1924年商团事变中李福林充当调停人,周旋于地方势力与革命政府之间,倍感无奈又不断自责。李福林的个人利益视野,既无法使他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也严重制约地方社会对革命的支持,革命党人始终未能在最具条件的革命策源地广东扎下牢固的根基。     

孙中山与越南华侨

本文介绍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越南华侨中的革命活动,以及越南华侨对祖国的民主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华侨作为依靠的力量。他以巨大的革命热情,积极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     

戴季陶三改其名

戴季陶早年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后期参与蒋介石反共,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直到1949年2月11日在广州自杀,只活了59岁。其一生曾数度更名,表现出他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倾向。戴季陶原名良弼,字选堂,浙江湖州人。青年时期赴日本留学,接受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投身反清革命活动。1909年他自日本回国,在上海主编革命报纸《天铎报》。他在这个时期改名“戴天仇”,表示对清王朝腐败无能、签约求和、丧权辱国有不共戴天之仇。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戴被聘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到了1920年,戴季陶到上…     

陈粹芬其人其事

孙中山是人不是神,凡人就得要衣食住行,就有生老病死,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婚姻家庭、生儿育女。孙中山也不例外。曾有日本朋友问他,最喜欢什么,他毫不掩饰地说:革命、女人、书。     

孙中山先生督师北伐在桂林

正1921年(民国十年)秋,孙中山先生打垮了陆荣廷的广西统治权。是年冬,孙中山先生以革命政府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会师桂林,准备亲率大军北伐。当时桂局刚定,陆荣廷等虽出亡在外,其残部势力尚不小,广西又无基础,孙中山为什么放弃一贯作为革命基础的广东,把北伐大本营设立在桂     

孙中山对儒家文化的扬弃

孙中山从儒家文化中汲取精华并用之于革命实践活动,从而将他的革命理论根植于儒家文化的深厚沃土之中,使儒学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充满了现实意义。     

同盟会，国民革命的联盟——关于同盟会的性质问题

本文认为同盟会的性质不是如过去学术界所说的为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全国各阶级革命群众的联合政党、国民革命的联盟.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从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来看,它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也代表了包括地主、工人、农民在内的当时一切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要求推翻清朝,振兴中华,改变现状的人们和阶级的利益.2、从同盟会的成员来看,既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级及其知识分子.3、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思想来看,也不是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讲话,而是代表了全国各族各阶级,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共同利益.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非孙中山的本意,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他的宪法思想,而是与其"五权宪法"相背离的。孙中山在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之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于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在上述"扬弃"的过程中,其五权宪法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孙中山晚年,通过多次演讲,五权宪法思想近乎成熟;1922年6月,叶夏声奉命起草的《五权宪法草案》,可以说是反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法律文本。孙中山将其毕生奋斗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现任务,作为政治遗产,留给了后世。与三民主义一样,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轨迹,也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孙中山个人的特点。     

容闳的维新中国活动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全面系统提出维新中国的先进的思想家之一。容闳的建立民政政府、教育救国、发展民族工业的维新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采纳,却为变法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容闳的思想体现了一条从改良主义逐步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论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构想

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构想是其民族主义臻于完善的标志。这一构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定格成型。其内涵不同于早期民族国家,对外方面要求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其实际涵义是解除列强的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方面要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通过具有民族融合性质的“同化”,将各民族合成一大中华民族。这一构想虽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范畴,但却是一种变异的形态,从理论构成、实践途径、发展前景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以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方式,改造、充实这个资产阶级的课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诗界革命”的宿将——评李端棻《瑟园诗存》

李端棻《苾园诗存》147首,大部分写于流放新疆之后,诗歌揭露黑暗现实,批判专制制度,宣扬“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贵州民智开发的先声。其内容与风格与“诗界革命”主张隐然契合。李端菜应该是“诗界革命”的宿将。     

L’autobiographie allemande du XVIIIe siècle,interprétée à la lumière de la sociologie de niklas Luhmann

With the help of Luhmann’s theory, this essay tries to defin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oom of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an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es. Central to this, is his definition of “career”, with which he describes the individuals’ behaviour in the new functional bourgeois society. Strictly speaking, the individual gains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y, through his or her spoken or written autobiography as can be seen clearly in Jung-Stilling’s autobiography, which was published bit by bit. The individual hereby improves its prospects of social advancement. On the other hand, K. P. Moritz in hisAnton Reiser describes his hero’s life as the “career” of a failure whose hyperactive imagination interferes with the formation of his identity. Thu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in the 18th century shows itself as the literary autopoiesis of the authors’ concrete individuality.     

“The New World” of Karl Barth: Rethinking the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Legacies of a Theologian

ABSTRACT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a few histories of interwar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have come to acknowledge that its discursive framing of ethical and social crises was closely interwoven with upheavals in the ways Europeans rethought and debated God. The first aim of the present article is to restore to Karl Barth (1886–1968) a central place in promulgating a thoroughly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wentieth-century European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Secondly, it seeks to correct the commonplace association of Barth’s theological revolution with radical and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ideologies by exploring his early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vities, whilst focusing on several of his most politically and intellectually influential idea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wider implications of rethinking Barth’s rol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

建国初期党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改造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奠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原则问题。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在整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主流思潮是格格不入的。这场批判运动从总体上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全面系统地清理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但不容否认的是,理论界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批判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和科学性。     

关于宋教仁评价问题的再探讨

宋教仁是一位颇有争议的清末民初时期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投身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并从中传播西方政党观念,组建政党,推行政党政治,虽在民初过分注重议会竞选,却也不可藉此否定其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和中华民国的创立之一,是民初政党政治最主要的倡导和先行之一。与孙中山等同时代人比较,认为宋教仁是民初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