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始末

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主,探讨了俄国商人在华中俄沿边地区免税贸易的由来及俄商在新疆攫取“暂不纳税”权益的经过;揭露了“暂不纳税”条款对新疆地方社会经济的危害。并重点论述了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为废除“暂不纳税”条款、收回商业利权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在近代半殖民旧中国,清政府面对沙俄列强的强权政治和经济扩张被迫步步退让的软弱态度。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简述了１９１７年１０月革命胜利后,新疆地方政府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通商谈判中废除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条款的经过     

关于英俄争夺西藏的矛盾与冲突

英俄两大殖民帝国,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中亚互争雄长、在中国南北对峙的劲敌。1907年两国就彼此在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双方在中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两国在中亚的对抗以妥协告终。二十世纪初英俄在中国西藏的角逐,便是双方在中亚长期争斗的余波,也是两国为分割在华势力范围而较量的最后一幕。     

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研究

本文坚持作者长期主张的"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的研究路径,从表象史的角度对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前期的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进行探讨,从各种侧面的文献的言说缝隙中捕捉其被强势话语所遮蔽的某些微弱声音。作者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准噶尔人的疆域观具有自己持续强烈的思维定式,游牧社会中原始的地点漂泊不定与"非地域化"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划定旗地在蒙古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东亚历史上具有至为深远的意义,对蒙古民族的疆域空间观念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殖民扩张特点探析

民族国家形成之际 ,也正是英国人大力推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之时。新君主制的巩固、英帝国的萌芽和海外殖民贸易扩张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几个重要的互动因素。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日益成为新兴市民阶级追求其经济利益的政治保障 ,市民阶级则构成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阶级基础。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外 ,传播上帝的福音 ,对金银财富的追逐 ,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新君主制的建立 ,也构成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动因。本文拟选取“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这个全新视角 ,考察现代“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关系 ,探讨英帝国形成的内在机制 ,揭示英国海外殖民贸易扩张的根本特点。     

帝国统治的悖论与国际关系史的演进

<正>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建立之后,国际关系史经历了几十个帝国的兴衰存亡,帝国的扩张以及帝国之间的攻伐战争使欧亚大陆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到了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规则也是以殖民帝国的形式传播到全球。帝国既是一种政治单位,也是一种国际体系。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农业帝国、游牧帝国和殖民帝国等不同帝国形式,三种帝国的兴衰源于其内在的悖论,农业帝国在相对固定的空间中上演着统一与分裂的剧目;游牧帝国则需要调和定居与移动之间的难题,殖民帝     

草原明珠——草原丝路上发现的元代青花瓷

蒙元时期,中外贸易交流非常频繁,通过多条丝绸之路实现了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交流,其中草原丝绸之路又显得尤为重要,这段区域不仅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地带,也是元朝中央和四大汗国交流的重要线路。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     

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宁静的东北亚开始演变为中、日、俄三角及其他列强介入的复杂局面,朝鲜被迫对外通商开放并由此引起内部政治力量分裂为亲日、亲俄、亲华等政治派别,且与当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局势相呼应。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日本的势力暂时蛰伏,然俄国势力却趁机介入,相继发生“韩俄密约”和“巨文岛事件”,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体制。为了解燃眉之急,也为了长远协调中、俄朝鲜政策,1886年9月,李鸿章邀请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至天津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达成了具有实效的口头“君子协定”,不但杜绝了“韩俄密约”、迫使英国退出了“巨文岛”,且双方都承诺“不占朝鲜领土”、（有条件地）“不改变朝鲜现状”,中、俄两国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清太宗和清世祖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

清太宗和世祖为使漠北喀尔喀部臣服,采取了一系列的招抚策略及措施:如以军事征伐相威胁、阻止其与内地贸易、收留其逃人、分化其与卫拉特的同盟关系、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朝觐等,最终迫使喀尔喀附属于清朝,确立了朝贡贸易关系。而喀尔喀对内地的经济依赖则是喀尔喀归附清朝的最主要原因。     

草原明珠——草原之路上发现的元代青花瓷

蒙元时期,中外贸易交流非常频繁,通过多条丝绸之路实现了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交流,其中草原丝绸之路显得尤为重要,这段区域不仅是蒙古族生活的游牧地带,也是元朝中央和四大汗国交流的重要线路「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在中国西北地区和汉代丝绸之路有重合,成为了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     

清代黑龙江地区卡伦贸易考述

所谓卡伦贸易,又作卡座贸易,是指在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中叶黑龙江地区早期中俄边境贸易中,一种在边境军事哨所以及巡边过程中进行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小型零星的贸易形式。本文拟从黑龙江中俄边贸史的角度,对卡伦贸易作初步探讨,以期对发展当今的中俄边境贸易有所裨益。一、卡伦贸易是中俄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产物１６８６年（康熙十五年）雅克萨战役后,清朝成功地遏制了沙俄东进的势头,清俄双方为划分势力范围开始进行谈判。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平等划界的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     

浅析新疆卫拉特蒙古生态文化

居住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生态文化很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植物的保护、对动物的保护以及禁止污染水资源等关于生态文化的生活习俗。他们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比较符合游牧文明的生态环保意识,对目前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和民族地区环境保护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日备忘录贸易始末

自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提出贸易三原则以来,中日贸易以友好贸易的形式在逐渐发展.但这种贸易形式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对于没有日本进步团体介绍,没有被指定为友好商社的企业,中国是不与之进行贸易的.为拓宽中日贸易渠道,实现双方重要商品的长期综合交易,1962年又诞生了备忘录贸易.它与友好贸易一起,成为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个车轮".     

叙事型构·文本界限·叙事界域:传统指涉性的发现

在诺苏彝族的本土口头传统中,史诗“勒俄”的源文本是极其丰富和多元的,同时也有着极其强固的文本性属观念与口头叙事法则。在田野研究的逐步推进中,我们意识到必须认真检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其内部的叙事机制是什么?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相关问题是:1)史诗“勒俄”的源文本形态及其叙事结构的民间记忆方式是什么?2)在有关“勒俄”的民间话语中为什么会出现“公勒俄”/“母勒俄”和“黑勒俄”/“白勒俄”两套语汇,其间的传统涵义是什么?3)书面化的史诗本事与口头演述的史诗叙事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与区别,民间叙事的传统规定性是什么?一…     

试论杨增新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间的贸易（1912—1928）

英国和中国新疆间的贸易在杨增新时期最有特点,可分为三个阶段：1912—1917年为平稳运行阶段,1918—1926年为快速发展阶段,1927年后步入衰退阶段。在对新贸易中,英商通过发放高利贷、抬高商品价格和贩运鸦片等手段谋取暴利。英国与俄／苏在对新贸易方面既有合作和互相利用,也有竞争和矛盾,甚至走向对抗。这种对抗不仅仅源于双方的经济利益,更源于它们期望在新疆取得的政治利益。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黑河市(瑷珲区)对俄贸易回顾和展望

黑河市与俄罗斯远东城市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被称为"中俄双子城"。1987年9月1日,黑河率先开通了对苏联易货贸易。双方贸易得到快速发展。黑河市(瑷珲区)应充分发挥对俄区位优势,加大沿边开放支持力度,深化地方和民间沟通交流,加强对俄科技合作、优化贸易结构、拓展贸易方式、培育龙头企业,以拓展双方发展空间,促进双边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     

国之内外的“文野之辨”——以20世纪初期杨度的世界观念为中心(1902—1911年)

随着传统“天理”世界观的瓦解,晚清中国如何在一个列强环伺的世界格局当中寻求富强,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共同思考的重要议题.在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公理”世界观支配之下,杨度从“文野之辨”的角度,对国内外的政治进行观察,揭示出世界殖民体系乃是一种“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的复杂关系.在杨度看来,面对文明与野蛮相互交织的世界格局,晚清中国的历史转型必须采取一种“兼及内外”的双重因应之道,即“世界的国家主义”.因此,一方面,他鼓励中国仿效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以强化经济、贸易和军事战备能力为轴心,进而走向全面促进国家政治结构和运作能力的变革.另一方面,杨度心目当中现代国家政治愿景与全球正义的最终实现,仍有赖于国民能力的文明展示,而非简单诉诸“去道德”的经济与军事力量.     

内蒙古先秦时代草原游牧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游牧文化的研究正在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游牧人扮演了中原王朝和其他农业文明的毁灭者的角色.在世界系统中,他们长期以来又是定居文明的信息传播者.游牧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马的驯化;车、马镫和骑兵的普及;对奢侈品的传播;对贸易交往的贡献、宗教与地理知识的传播.中国北方游牧文化曾经是东亚系统中的重要动力,并且是中国与其他文明的文化与贸易的发起者和传播者.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厦门、泉州常关内地税个案研究

地理概念上的口岸与内地分别指沿海港口和内陆腹地。但在近代中国,口岸是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而对外开放的商埠,称为通商口岸,或称条约口岸、约开口岸。除此之外,即便是沿海港口亦属内地。这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产物,完全是一种政治概念。作为出入境口岸,厦门充当了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吸纳外来文化的枢纽,同时也必然首当殖民文化之冲击。在经济贸易方面,在厦华商得以分沾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所享有特权利益之余沥。厦门对地处沿海的泉州等内地具有通商口岸的优越感,并力图保持和维护这种经济贸易主从关系的优势地位。这在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现象。     

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

以长城为界,中国的北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边耕地农业民族,由于游牧的移动性与农业的固定性的不同,铸成了古代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模式。定居社会与草原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方面长期并行发展,一方面又相互冲突与融合,交织构成了迄于17世纪清代统一中国南北的全部历史。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明代,“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