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在四夷:北魏北部边疆经略方针及其思想源泉

北魏王朝肇迹于代北塞外,在其统治前期,军事讨伐政策在北部边疆经略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主动进攻型的军事讨伐政策其实非常短暂,严格来说仅仅存在于道武帝拓跋珪统治时期,而防守、羁縻与怀柔方针则是长期的、稳定的,是北魏王朝经略北部边疆的基本方针。以"守在四夷"为核心的中原传统边疆经略思想,是北魏北部边疆经略方针赖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北魏王朝讨论、决策边疆经略事务时最权威的理论依据。这体现了北魏统治者自觉认同中原文化、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积极姿态,对维护北部边疆稳定、促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以及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安南都护府与唐代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及影响

安南都护府作为唐朝设置在南部边疆的重要管理机构,既是维护唐代南部边疆稳定的基石,也是拱卫唐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依持设置在南部边疆的安南都护府,唐朝有效稳定了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凭助安南都护府与邕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而构建的唐朝南部与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则又为唐朝统治在南部边疆的不断深入提供了保障。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隋朝的边疆经略

隋朝开创了我国隋唐统一大业的前期业绩。隋朝的边疆经略,在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有相应的历史地位。本文通过隋朝反击突厥、平定吐谷浑、征伐高丽、抚定西南各族、平息海疆之乱等史实,研讨隋朝边疆经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再建的关系。本文概括了隋朝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肯定了隋进军流求的历史意义,对炀帝征伐高丽的战争性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双重边疆: 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

自夏商周到元明清,尽管中国王朝经历了多次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但伴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边疆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自秦汉王朝形成汉人居中心,少数民族居边疆的格局后,历代民族分布的大格局基本因袭不变,中原与边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区,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经历了由羁縻统辖到中央集权直接统辖的发展历程。如何认识这个历程,如何划定古代中国疆域,历代王朝对郡县以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作为是否属于边疆治理,不仅外国学者的看法不同,我国学者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这直接关系到古代中国边疆如何发展为今天的中国边疆,古代众多边疆民族如何结成今天的中华民族这个重大的命题。这组文章是从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基点出发,从边疆经略、政治统治、人口迁移、民族关系、军事防卫、经济开发、文化建设等方面探讨中国历代边疆治理问题,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也有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从多角度加深对中国历代边疆治理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宋代以来客家移民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宋代以来客家人向岭南西部边疆的不断迁移,充分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岭南西部的经略方向和经济开发进程。随着客家移民的触角从早期的桂东南逐渐延伸到北部湾沿岸、桂西南沿边和桂西边缘地区,在人口增长和生产技术的推动下,岭南西部的经济开发经历了一个从东至西、从腹地到沿边地带推进的过程。在此客家移民、经济开发与王朝的边疆经略相契合,而客家移民无疑是主体,在王朝经略岭南西部、开发和巩固岭南边疆、实现岭南西部边疆地区＂内地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两汉西南夷经略看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两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曲折历程,在中国古代边疆经略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反映出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历程,是各族人民不断战胜边疆艰苦的自然环境、边疆与内地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是在"大一统"思想引导下不断与边疆无用论的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历经艰难曲折、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东北古史分期探赜

本文认为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从东北古史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出发 ,可将东北古史分为五期 ,即蒙昧至文明开端时期 ;东北各民族及地方政权分立迭起时期 ;隋唐王朝羁縻统治时期 ;辽金北方王朝统治时期 ;元明清中央王朝统治时期     

7—9世纪的南海诸国及其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7至9世纪中国处于隋、唐王朝统一、繁荣时期,与南海(今东南亚地区)诸国交往更为密切。本文论述隋唐王朝对在今中南半岛北部设置的交州、安南的治理,并对中南半岛上的林邑(环王)、扶南、真腊等国,骠国以及今马来半岛诸国,室利佛逝国和今马来群岛诸国的地理位置、建国历史、经济、文化状况作了探索,进一步论述它们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从阿什哈达摩崖谈到永宁寺碑

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王朝,明初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国力壮大,因此,明朝对东北边疆的统治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明朝统治东北的重要历史遗迹和遗物有吉林阿什哈达摩崖和在黑龙江口附近特林地方建立的永宁寺碑。一、吉林阿什哈达摩崖     

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趾地区就成为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后300余年间,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随着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从而使交趾三郡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南部边疆。内地移民是汉代南部边疆开发的生力军,是交趾三郡统一于汉王朝多民族国家整体的主要社会基础。     

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本文论述了汉代经营西南边疆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汉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适应中央集权制统治的需要,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汉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西南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汉代边疆战略重点始终在北方和西北,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规模和力度仍然是很有限的,边远山区尤其如此。     

渤海忽汗州都督府朝贡唐王朝述论

唐代在东北边疆渤海政权地区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在东北各羁縻府州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其以朝贡为纽带与唐王朝保持着稳定的隶属关系。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渤海政权对唐王朝的频繁朝贡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目的。其朝贡关系体现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之间的一种“君臣”与“宗藩”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有助于“中华一体”的国家形成。     

清代中期官府力量在藏区社会的进入——以治理青海贵德地方抢掠案件为例

清代中期,清政府在青海农业地区社会统治秩序渐趋稳定。但从乾隆后期开始,贵德地方牧区藏族社会抢掠蒙古地方乃至侵扰内地社会的案件时有发生,官府通过在地方社会调整行政建制、以僧治番和设立千百户制度等方式来加强对抢掠案件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也随之进入贵德牧区藏族社会,并最终在道光年间完成了王朝国家在牧区藏族社会统治秩序的建立。     

有关安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安南都护府为唐朝六个都护府之一,是唐朝管理南部边疆地区的主要机构,对于维护唐朝南部边疆的稳定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安南都护府的兴衰、历任安南都护的考述、安南都护的选任制度、安南都护府的职责等方面,在前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安南都护府进行了相对系统地探讨。认为安南都护府的统治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地方。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统治相对比较稳定、持续,一直到唐末唐王朝仍然在安南地区维持着统治。失败之处在于时有反叛,其根源则在于唐朝安南都护的选任制度和管理制度不规范,都护更替频繁,施政缺乏连续性。     

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

东汉的边疆经略,就其主体而言是积极的。所产生的效果,因其地区的不同而各有区别。其经略方式,在北方,以军事活动为主,以经济文教手段为辅;在南方,则是以经济开发、文教建设为主,以军事戍防及有关武装活动为辅。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成功的经验多,失败的教训少,而在塞北则是失败的教训多,成功的经验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汉完全恢复和发展了西汉的贡纳制度,并在各边地成功地推行下去,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体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

通过对明末清初浑源州地方志、碑刻资料的解读,讨论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修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政府通过对浑源州北岳祭祀的认可,顺应了民心,强化了士大夫对新政权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通过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设施的营建,表达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构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而地方社会通过对清朝国家认同的表态,获得了王朝给予的惠政,从而攫取了实际的地方利益。     

多元一体格局下百越集团中原化进程研究论纲

中原化进程是指随着中原王朝的经略,区域文明逐步接受中原文明的礼仪制度以规范本地的社会行为,从而最终融入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的过程。百越集团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民族集团中最晚与华夏集团建立联系的民族集团,其主要发展方向为“海外”,不同于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与华夏集团间有较为久远的互动基础。百越集团的中原化进程是中原王朝建立以后有计划的“国家”行为,不能称为“主动辐辏”。从考古学出发,结合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复原这一过程,从而更全面地窥见中原王朝的经略模式和统治策略,为更深入探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实现过程提供新的思路。     

10世纪前中国西北边疆发展的几个特点

10世纪前的中国西北边疆经历了开拓、稳定和演变等过程,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边疆发展的各种形态与主要特点尽皆呈现。南农北牧既是西北边疆的基本经济形态,也是历史上中原农业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角逐态势延伸的主要依据;在作为边疆主体的中原或内地王朝、客体的西域地区和旁体的北方游牧民族等三个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北边疆的政治地理范围时有伸缩,而多种统治体制并存、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一体化等特点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发展的整个过程。     

浅谈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隋唐大运河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南起余杭(杭州),北至涿郡(北京),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隋唐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带动了沿岸城镇的发展,还具有政治、军事功能,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统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留存至今的隋唐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还在现在的水利资源开发、运河旅游、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既是我们认识大运河的重要资料,也是需要我们科学保护和永续传承的文化景观和遗产。     

再论西夏的地方行政制度

西夏地方行政建置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景宗元昊统治时期为代表,实行监军司一州(城)二级制,主要的地方行政组织有监军司、州(府)、堡(镇)寨等。后期以仁宗统治时期为代表,实行经略司(路)—监军司—地边城司三级制,主要的地方行政组织有经略司、府、军、郡、县、监军司、城、寨、堡等。另外,在农业地区还并行有负责赋税的转运司(路)—郡县二级制。西夏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效仿宋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二是以军统政,军事主导的色彩浓厚;三是因地制宜,在政区级别上适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