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西欧文明的影响——城市与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以法国为例)

文章主要通过城市与法国王权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城市与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法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这种博弈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12-14世纪中叶,城市与王权联盟,王权加强,开始进行政治整合;15-18世纪,王权无法容忍城市的离心倾向,城市被迫渐渐融入王权,逐步形成一套严密的中央控制地方的体制,即中央集权体制。此时,王权的政治整合功能达到最大化。     

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场景下,以北方游牧族群和政权与南方农业族群和政权之间为主的互动与凝聚,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而且也构建了被后世称之为"东亚秩序"的政治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的独特思想、观念与叙事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入侵及其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则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的"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与思想体系,并试图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强势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其所构建的"去中国中心主义"。在此情况下,立足前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总结、提炼与构建自成体系的本土疆域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为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探青海民族文化之韵

青海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迁徙聚居的地方,各民族在发展、进步中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性民族文化,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通过在共性中凸显个性、凸现多元文化中的向心力、多民族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进一步得到升华这三部分内容就青海如何开发、研究多民族文化资源略作探析。     

1675年法国布列塔尼城乡起义之缘由

1675年布列塔尼的城乡起义在17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法国民众运动中都颇具特点。这场起义可以从王权的扩张对地方特权的侵蚀以及布列塔尼的赋税体制、土地所有制和领主制等方面寻找根源,是近代早期布列塔尼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民族团结 源远流长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多民族聚居地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多年来,青海省重视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响亮提出"三区建设"的口     

青海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一项重要的社会关系变量。青海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西部内陆省份,其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始终关乎民族地区乃至全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关乎青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大局。在当前和今后全省构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梳理建国以来青海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探索与实践,通过阐释发展规律、总结历史教训,为今后示范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对青海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思考

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的基础和保证。对于多民族的青海而言,民族关系和谐始终是关系到政治稳定、社会繁荣发展和安宁的重要问题。只有抓住了民族关系这个关键,才能切实构建和谐青海。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

近代早期英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税赋和公共信贷两大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财政体制的建成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这种体制既维护了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阶层的根本利益,又强固了英国国家政权的财政基础,并在推动英国大肆进行争霸战争和对外扩张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城隍庙的钟声:昌邑民元“五·一八”惨案深描

昌邑民元"五·一八"惨案俗称"杀秃子"。从表面看来,这一事件起因于剪辫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习俗变革,但以1907年的昌邑县城图为切入点的深描则表明:它根源于国体变动之际地方上激烈的社群冲突以及与政治象征的复杂关系,以士绅为主的传统精英与以"新学界"为代表的新潮精英之间的冲突是其主要特征。此事袒露出帝国体制下的地方社会生态,以城隍庙为中心的暴动方式不仅与地方民俗有关,更是极具文化意味,诸如士绅、吏役等因素则是在地方近代史中长时间存在的棘手问题。     

近代早期英国对自杀者的惩罚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人们认为自杀是"恶魔的罪行",是受到魔鬼引诱的结果,是一种反对上帝、反对国家的重罪。自杀者不仅要受到教会的惩罚,例如,不能进行基督徒式的安葬,尸体会被亵渎,家人要蒙羞,——而且也要受到政府的惩罚——自杀者财物要被没收。近代早期英国教会和政府对自杀行为的谴责、惩罚表明,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仍然是一个"躯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体系中,人的身体(尸体)成为政治和文化活动集中的主要焦点。     

中古晚期英格兰郡共同体探析

英格兰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当村庄等被封建化的时候,郡却没有被封建化。这是因为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骑士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他们参与到地方政府特别是郡公共政治之中,使得由骑士转变而来的乡绅逐渐成为郡内事务的主导者。随着地方认同和凝聚力的增强,以乡绅为核心,地方社会形成了郡共同体。传统的认识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必然与地方自治发生冲突与矛盾。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认识。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地方自治的延续是一个既冲突又依赖的过程,可以说两者是有机的结合体。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民团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形成。民团在由“民间自办”到“官督民办”过程中,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进程与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格局,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论日本近代早期的非传统国家观

日本近代早期,思想界呈现相对活跃的局面。思想家们吸收了西方政治学说中的近代化理论,针对日本长期流行的有关国家、政府性质和职能的传统政治思想,提出了非传统的近代化国家观。对国家起源的论证摆脱了传统的君主是"神"或君权神授、国家权力天然形成的观念,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中寻求原因。对于国家的性质、国家与政府的职能等问题也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的深入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近代化理念。这为日本创建一种相对近代性的政治体制奠定了理论前提。     

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

国民党执政以后,县长的选任、资格、待遇、出路、职责等,都较帝政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国家不断向社会基层扩张、渗透,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这种变化正是从封建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反映。     

论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

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是贯串中国历史和人民意向的主流,也是孙中山坚决不渝的政治主张.它迄今仍闪闪发亮.一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有一个产生、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造成中国近代分裂的原因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此,要谋求近代中国的统一,就必须与谋求国家独立和     

明治前期日本对国家体制的认知与论争

明治前期,日本社会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国家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摆脱传统史观的束缚,探究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体制,就其优劣长短进行了深入的辨识、比较和分析,并由此提出了自认为最适合日本国情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构想。这种突破传统的认知与论争,反映了日本社会近代政治意识的觉醒,为其确立近代化国家体制奠定了理论前提。     

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

"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在内涵上形成某些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古代国家"包括"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它们只存在于"古代"。"早期国家"却不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或"现代"。"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     

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不仅直接诱发了日本社会的尊王攘夷浪潮,也深刻激化了国内政治矛盾,严重冲击了幕藩体制和幕府权威。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最终形成了以尊王倒幕为核心的强藩联合,并通过"王政复古"政变逼迫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权威。明治维新中权威的解构与重构,是在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和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是通过政治路线上明确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组织路线上"纯化"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的。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晚清时期在对外关系领域,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朝贡关系体制的边缘亦即周边朝贡国家如近代朝鲜,也曾出现极为类似的所谓"两截体制"局面与制度."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而且也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因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