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原内阁媾和及安保政策史论

币原内阁时期(1945.10.9～1946.4.22),日本处于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盟国占领初期。以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吉田茂为代表的战前“稳健派”,坚持对美英协调主义传统路线,探索媾和及安保对策,尽管尚未形成为政府决策,但其对美英圈倾向性前提的确立,却为占领后期日本制定对美英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奠定了基础。本文重点以币原内阁对美协调主义思想为主线,以美国占领政策为前提,具体分析币原内阁媾和及安保决策的阶段特征,进一步揭示币原内阁对美协调未臻彻底、美国对币原内阁由肯定到疑忌再到否定的原因所在。　　一、初步表明亲美敌苏立…     

政治改革——细川内阁的试金石

长达38年之久的日本自民党一党政权,随着8月9日细川内阁的诞生而告结束。新政府面临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最需优先解决的当属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联合政府的旗帜,也是内阁中各党政策方面最大的一致点。大选期间各党就以打破自民党一党政治,实现政治改革为第一目     

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

南北议和后,唐绍仪内阁在南北合作的基础之上组建起来,唐氏本人也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超然性。北洋派却视其政策有违本派利益,群起而攻之。参议院中的原立宪派势力亦因敌视同盟会而攻唐,致使唐内阁发生动摇。袁世凯从统治的全局出发,采取了维护唐内阁的态度,居间斡旋,也显示出一定的超然性。然而,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唐绍仪的调和政策与袁世凯的统一政策发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袁、唐关系决裂。由于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唐绍仪终于弃职而去,唐内阁亦随之瓦解。唐内阁的解体,意味着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试析岸信介内阁的外交政策——以亲美疏华政策为中心

岸信介内阁时期是战后日本与美国、中国外交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岸信介为与美国政府达成安保条约的修订,极力将日本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可靠盟友,将对华政策居于次要地位。笔者认为岸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破裂是岸信介亲美疏华政策的必然结果。     

冷战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变化

一、政策决策参与成份的变化 冷战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在整体框架和程序结构上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以内阁为中心、多元参与的金字塔型结构,仍然是多角色、多层次反复协商的运作机制。但外交战略目标的演变和国内政治结构的重组,使过去以政党、内阁、文官为主体的三角形决策机制在运转过程中,具有了更加集中、更加多元化、更加开放有效的新特点。 １．政党参与的变化 近年来日本政局最大的变化就是自民党一度失去单独执政的政治优势,虽然自民党仍是国会第一大党,仍把持首相职位,但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一党独大的局…     

内阁相否?——明人内阁话语解析

"内阁相否"是明代一个突出的政治话题。与明亡后的制度检讨不同,明代以外朝官员为主体的持论者,把心目中认为理想的内阁,与以往朝代的丞相制度相比照,得出"内阁非相"或"内阁为相"的结论,作为一种"他者"话语,这带有更多改变现状的意图。其中的矛盾性源于内阁权力与职责相割裂的制度特征。这一制度特征与持续百年的他者话语一起,深刻影响了明代内阁的政治演进和阁臣对于"内阁相否"的自我认知。     

战后日本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以岸信介内阁为例

岸信介内阁虽在对立的中美之间选择了后者,但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体制与意识形态包装的"政经分离"政策则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该政策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大陆,以巩固日美台关系;另借以维系对华贸易渠道,在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解决国内政治及外交问题上的工具价值.然长崎国旗事件等致中日交流断绝,及日方在打开局面上的无作为,则无不根源于该政策的非合理性.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试论5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

试论５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罗平汉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一贯追随美国反共反华的日本吉田政府下台,代之以奉行“自主国民外交”的鸠山一郎上台组阁。鸠山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鸠山内阁都处于战后日本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在中日关系...     

曲折中艰难前行——辛亥后社会长期动乱的困惑与思考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战争频仍、社会动乱的现实。让人们对革命的成果和意义感到困惑。然而纵观英、法、关、日诸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元一例外都经历过曲折与反复。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亦然。政治近代化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有一个起点、开端,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前进。中国的民主革命,从辛亥算起,到1949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为时近40年,这较之荚、法、美、目政治近代化所经历的反复与曲折、所经历的时间,并不为过。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的起点和开端,没有辛玄革命,就没有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袁世凯对日外交述论

褒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也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褒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而告终。     

中日实现经贸合作战略升级的区域环境

尽管中日两国关系内部的经贸合作关系与政治协作关系,在发展上长期处于不平衡、不协调的亚健康状态,但是中国从双边经贸合作的大局出发,一直在积极促进两国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协调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是区域性外在作用的促进结果。值得一提的是,中日两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10 3”合作机制、中日韩三国合作框架、中日俄三国利益关系的推进上,都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与广阔的合作前景,从而在外部形成了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实现战略升级目标的区域促进环境,有利于双方在2008￣2010年间达到2 000亿美圆的经贸合作额度。     

六十年代中日民间贸易述略

60年代 ,中日之间建立了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两条民间贸易渠道。友好贸易 ,是中方出于中日友好的诚意 ,与承认政治三原则、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企业的贸易 ;备忘录贸易 ,是中日之间以备忘录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贸易。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推动了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早日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

日本侵华期间,在华中地区扶持建立了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旨在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the Okinawan Stat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xamination of processes of secondary state formation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Ryukyu Kingdom, in southwestern Japan, from the t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A.D. These processes include the influx of new populations, the appearance of new subsistence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groupings, shifting patterns of long-distance trad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atterns of 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the cre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 and new ide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hierarchy. I examine these proce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hierarchy, concluding that the Okinawan case is distinctive in its heterarchical organization. The corporate, collective nature of Okinawan communities was overlain by a state-level network system that developed at the time of tributary linkages with Chin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D.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战争期间日本妇女运动家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

市川房枝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妇女解放思想家,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在战前和战后致力于日本妇女解放运动,但是曾因战争期间参加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时体制,战后一度被解除公职,本文探讨的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即由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到为战时体制服务,在翼赞体制下号召和组织妇女支持侵略战争,并试图通过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的转向,探求其转向的深层根源。     

近世日本对中国中医药的受容

近世日本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本文从日本江户幕府经由长崎贸易渠道购入中国中医药书籍、招募中国民间医师、购入中药药种和药苗三个方面考察了近世日本对中国中医药的受容,并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初步分析了近世日本引进中国中医药的原因。     

Japan’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yond the horizon?

Japan has a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lthough its direct commitment is ultimately limited in a material sense due to a lack of military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the Self-Defense Force, Japan has maintained its firm stance to uphol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ules and norms, and nurtured strong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conducted maritime capacity-building programs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states, as well as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hese actions contribute to consolidating the rule of law at sea and provide those claimant states an opportunity to withstand pressures from China. Giv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unclear South China Sea policy and South-East Asia’s strategic uncertainty, Japan is becoming a key player in maintaining regional maritime stability in East Asia through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