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恒顺家族往事

“周恒顺”三字不是代表人名,而是代表企业——周恒顺机器厂的名称。 周庆春（1844～1906年）字新甫,是“周恒顺”的创办人,也是我的曾祖父。据记载,我的先祖周仲卜原是江西景德镇附近的乐平县瓦西坝人．约在清朝初年举家迁居武昌,世代以经营冶金炉坊为生。我们周家（庙号周爱莲堂）使用“仲文坤有德,兆世庆咸亨,佑启人才盛,传家利永臻”的二十字名号。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周王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北侧,陵园平面为长方形,方向170°,由南北两陵、内外双重围墙、双重壕沟、外藏坑、建筑遗址、小型墓葬等部分组成。内陵园中除南、北两陵外,还有少量的建筑遗址及外藏坑。外陵园内则有较多的外藏坑及建筑遗址。外陵园的西北角、东北角及东侧外围墙、外壕沟之间的北段发现小型墓葬三组。据陵园形制、布局特点及出土遗物分析,周王陵的时代为战国晚期,为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陵墓——永陵的可能性较大。     

碧血写春秋 历尽磨难志更坚——武汉地区早期共产党员周天元

1892年2月,周天元出生于湖北黄陂的一个贫苦家庭。7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凄苦度日,其母省吃俭用,送他读了几年私塾,因衣食无着,只好辍学谋生。17岁时,只身到汉口,先在一个资本家的作坊里做学徒,干了两年,因不满老板的刻薄与压榨,逃出作坊,靠做临时工度     

周作人的蜕变

周作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曾以自己深刻的思想、犀利的笔锋,英勇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呵斥礼教,痛击军阀,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的“精神领袖”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逐渐向往平和敦厚稳重的隐士生活,企图远离现实,在关键的时代考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     

也谈"武王葬毕"

《文博》编辑同志让我谈谈对目前正在发掘的岐山周公庙侧山坡上西周大墓的看法。本想撰一论文,仓猝之间,只好信笔写来,是为“笔谈”。     

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

关于周王陵确切时代及墓主身份的界定,学术界虽然先后有多位专家进行推测和研究,但至今多种观点并存,未能定论。近年来,随着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展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对周王陵进行     

试论郁达夫、周作人悲剧的异同

在大千世界精彩纷呈、绚丽灿烂的另一面,也总有诸多的遗憾存在。即如现代中国的文坛：一代诗才徐志摩以盛年死于非命、曾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骁将的周作人的失节事敌、以及以率直和才华对当时文坛带来诸多冲击的郁达夫在抗战胜利后反遭敌宪毒手等等,都是令人扼腕痛惜的憾事遗恨。     

朱正鲁迅和周作人是难兄难弟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比钟叔河大3天的朱正。他们是《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也是《新湖南报》的同事,一起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又是一同被判刑劳改的难友。更难分难解的是,钟叔河先生研究周作人,朱正先生研究鲁迅,让周氏兄弟以另一种方式齐聚长沙城。     

"丘"非"乡"而为"里"辨

~~ 名称 ?笔者认为 ,此处“丘亭”与“乡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乡亭”之名屡见于《汉书》 ,“乡”为地方行政组织的名称 ,则“丘亭”之“丘”是不是也可以作同类解释 ?故顾炎武《日知录》在此条下云 :“又必有人民 ,如今之镇集。”即顾氏以“镇集”释“丘”。再以息夫躬的情况而言 ,他为食邑千户之宜陵侯 ,虽被哀帝遣就国 ,怎能住到一个“空亭”、“野亭”之中 ?因此此“丘亭”之“丘”应为当时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之名称。另外 ,还有一条史料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史记·高祖本纪》云 :“汉王……引水灌废丘 ,废丘降 ,章邯自杀。更名…     

"群团"还是"社团"

在首届新方志和续修方志中,有许多设了群众团体志(编、篇),还有的将党派群团或党政群团写在一起,称党派群团志(编、篇)或党政群团志(编、篇)。少数则设社会团体志(编、篇),或合设党派社团志(编、篇)。究竟应叫“群团”,还是称作“社团”呢？对此,我们首先要弄清群团和社团的概念。     

"黔驴技穷"与"夜郎自大"

题目上的这两个成语,都没给贵州人增光,倒让贵州人很气短的。然而不知自何时起,除了“自大”一词仍不能让人安逸外,“夜郎”竞越来越成为抢手货了。先是本省的几个地方争得不可开交,“内战”未息,据说邻省某县就已挂出“夜郎县”的招牌来了。何以然?旅游之故也!人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敖汉"的释义应是"老大"吗?

“敖汉”的本义不是“老大”。“敖汉”最初以“鄂托克”名称出现于蒙古史籍里是在 1 5世纪中期 ,“敖汉”、“鄂托克”当时是察哈尔诸鄂托克之一。敖汉鄂托克人当初居住在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及巴林左旗北部 ,其地为大兴安岭西南段苏克苏鲁山 ,亦即乌桓山 ,敖汉鄂托克依乌桓山得名。对以上说法需要做一番考证。《赤峰地名志》将“敖汉”释作“老大” ,① 大多数敖汉人也以为“敖汉”应释作“老大”。他们的根据是《蒙古游牧记》的一则记录 :“贝玛土谢图 ,子二 ,长岱青杜棱号所部曰敖汉。”② 以长子岱青杜棱号所部曰敖汉 ,作为“老大”的根…     

"前蜀后妃墓"应为前蜀周皇后墓

成都永陵附近于1990年发现的一座大型五代墓葬,有人认为是前蜀后妃墓。本通过对墓室规模和出土器物的研究,认为此墓应是前蜀周皇后墓。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台独"势力的"日本情结"问题

“台独”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具有浓厚的“日本情结”,这也是驱动“台独”势力长期不遗余力从事分裂祖国活动和造成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它所发动的“皇民化运动”的久远影响,是导致“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历史原因;2、“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急需取得外部势力特别是与台湾渊源甚深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这是“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现实原因,也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