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学三题──关于名实问题、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探讨

在各学科之间进行交叉渗透,从事跨学科研究是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民族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产物,因其对于推动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正日益受到人类学家特别是考古学家的重视。在国外,考古学诞生的初期（19世纪中期）,人们就开始引用民族志材料来解释考古发现。本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新考古学的兴起,民族考古学正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虽然早在五、六十年代就综合运用民族志资料和考古材料研究历史问题,但对民族考古学进行自觉的理论探讨,则是从80年代初才开…     

民族志中的割肢葬

割肢葬是史前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从民族志看 ,割肢葬有不同的类型 ,其起因也不相同。这对解释有关考古资料有一定借鉴。     

“裸国”印象

在华南、东南亚、太平洋土著先民的装饰艺术中,拔牙、断发、文身、草编衣、树皮布、织珠贝、裸体跣足等是几项最外显的、特殊的文化因素。对于裸体跣足,学界讨论不多。本文拟钩沉汉文史籍和考古资料中越、濮土著“裸以为俗”的历史记忆,比较台湾“番族”及东南亚、太平洋上南岛语族民族志上冬夏不衣的“裸体”习俗,拼凑上古华南“裸国”印象。     

试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

从十九世纪考古学诞生至今.不少考古学家在解释出土遗物、遗迹时,或多或少地参考或应用有关的民族志资料,进行不同程度的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复原、重建古代社会面貌. 已见诸文字的民族考古学方法有多种.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类比分析的方法,从当代落后社会的考察中找出有助于解释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材料,提出尽可能多的解释性假设,以使我们了解考古文化遗存的内涵.有的学者则认为,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与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及历史学的文献综合起来研究,互相印证、补充,对一些历史性的事件,作出深入细致的说明.如此等等,恕不一一列举,从上述观点中可知,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少不了利用民族志材料。以考古文化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都有学者对这样的方法持保留态度,其根据是古今有别,由此引起一些争论。 那么,考古文化遗存反映的社会面貌是否与民族志中记载的有关现存落后民族或部落的面貌完全有别呢?我们以为并非完全如此,两者之间有联系有区别,有相同点,也有不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由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民族考古发展到民族考古学形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强烈特色。     

从考古遗迹看南诏大理国史

研究南诏大理国史,要大量借助于考古资料,而南诏大理国史书大多损毁无存。但考古资料往往“见物不见人”,且缺乏相应的字记载。所以对许多有关南诏大理国考古遗迹的解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选择其中的四处重要考古遗迹,试述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硕学。     

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

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越来越多,种种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脱胎于英文“Public Archaeology”的“公共考古”或者“公众考古”概念,在中国的实践和讨论均体现为考古学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共享姿态。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公共性体现得越充分,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公共考古的教育性体现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则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通过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今天公众考古已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的认识论阶段,发展到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的实践论阶段,因此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应该从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依托有条件的高校,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发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公众考古需要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对“公众”本身也需要研究和分类加以引导。从考古现场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展厅,都是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     

封面人物

史景迁说,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问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直一实性也就越近”     

民族志和口述史的内在类同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家对于被研究的种族、部落、区域的人之生活的描述与见解。口述史(oral history)是“对有关某些个体之过去的口述证词的记录与解释”。占在对民族志与口述史研究的关注过程中,它们或隐或现的若干共通之处总使我不由自主地将二者相互联系、加以比照,     

谈谈民族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

0民族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就是借鉴民族志的一些材料与考古学中相应的一些遗存进行类比,研究和解决考古学的问题;也就是从现存的民族志中找到对考古学一些遗存可能的、生动形象的解释.它有可能解决考古遗存中所涉及到的物质文化(如生产技术、居住、服饰、饮食、交通等)、社会文化(如家庭、村落、社会结构、婚礼、丧葬等)和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禁忌、礼仪等)等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其理论依据就是相信人类的文化不仅有个性,也有共性,文化因素不仅有更新,也有继承;世界各民族都经     

考古教学中的中华文明传承与表达

考古学资料表现出明显的直观性和碎片化特征,如何将它们与宏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并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面临的任务。不论是在野外发掘还是室内研究、教学中,利用考古资料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进行科学阐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以隋唐考古为中心,从“系统性地看待问题”等七个方面对如何在考古学教学研究中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表达进行了初步探讨。     

试论我国东南地区古代的民族名称

先秦时期,创造我国东南地区文化的主人,过去学者一般均认为是越族(百越)。可是在近年来,有些治越史者又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1.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把越用为族称;2.福建的土著族是“闽族”,汉代的“闽越”系福建土著“闽族”与南来的客族“越族”混合;3.“越”是被称,越人自称“濮”;4.“百越”与“百濮”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称呼,战国以前称“濮”,战国以后通称“越”。针对以上各家之说,本文也就“闽”、“越”、“濮”诸族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依史书记载,在我国东南地区的苏、皖、浙、赣、闽和台湾等省,古代居住着一些不同的民族。就各地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除福建、上海目前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外,其他省区均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读《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关于商周文化之间的异同比较 ,最早可追溯到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 ,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同而小异 ;而近人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则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 ,莫剧于殷周之际” ,由此形成了商周文化“迥异说”与“微殊说”的对立。但至今所做研究或从政治制度方面比较 ,或从思想方面比较 ,或从考古资料及古文字形体方面比较 ,各执一端 ,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随着商周考古资料更多地出土 ,特别是甲骨文、金文资料的丰富 ,商周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日益走向深入。近来王晖教授所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人民出版社 2 0 0 0年 5…     

从田野工作到文化解释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有自己一套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这种方法叫田野工作法(fieldwork),依靠由这种方法搜集上来的资料所写的调查报告叫作民族志(ethnography).对于一个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方法的训练几乎成为一种制度,大概没有经过数月甚至经年的田野“洗礼“,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学院派人类学家的希望几乎渺茫.……     

四川泸县宋墓研究两题

本文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对四川泸县宋墓中所谓"背火箭武士"、"蒙古装女武士"图像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两说均无法成立。实际上,这两种图像在过去的宋代考古发现和文献中都有反映,可以正确解释其含义而不致误判和误导。     

等级-规模法则在考古区域分析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随着区域性考古调查方法在田野考古实践中的应用,中国考古学界正逐步积累详尽而丰富的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外学者引用考古区域分析的方法,在解释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应用相同的方法分析中国考古遗存,不仅有利于世界考古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考古遗存所体现的既具有人类社会演进共性又     

从“归纳”到“解释”:汉唐考古研究的趋势

政治史取向和类型学方法在保证汉唐考古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制约了汉唐考古的研究范围、理论建设,并影响到汉唐考古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新出土资料的减少迫使汉唐考古改变"能源型"发展模式,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则为汉唐考古向"技术型"转变带来机遇。汉唐考古研究者的主要工作从归纳总结考古资料,转变为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对汉唐考古材料的内涵和意义进行解释,是汉唐考古研究的发展趋势。     

读《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

王国维曾说过 :新学术之兴起 ,大抵由于新材料之发现。 2 0世纪初期以来 ,先秦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的进展 ,即主要得力于出土文献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显露、积累与整理 ;在获得新材料 ,拓宽视野的同时 ,学者们也在思考 :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历史文献。在这个问题上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仍具有指导作用 :即要以历史眼光解读出土材料 ,并藉考古材料深化对传统历史文献的认识 ,给历史一个相对客观、符合实际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群博士的新作《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1年 1 0…     

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

中国的古典文献浩如烟海 ,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和意义是公认的。然而 ,一旦触及到具体问题时 ,文献的引用与理解又往往成为考古问题争议的焦点。十多年前有关夏文化讨论以及“汤亳”等相关问题的大辩论① ,对于有关文献的使用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莫衷一是。这虽然是学术研究中的必然和自然现象 ,但也充分暴露出我们对于文献在考古中的应用 ,缺乏方法论式的规范化 ,导致讨论共同的问题却没有共同的认识论的平台 ,于是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小。因此 ,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 ,建立文献考古方法论是十分必要的。一、文献考古方法论的定义“…     

从吴、越立国看由酋邦向国家的转变

吴国的建立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吴君自太伯至寿梦共有19世,但除了世系以外其它的一无所知.这一段历史长达500年,与它相对应的考古遗存是湖熟文化和土墩墓,但是无论依据文献资料还是考古资料都难以证明这一时期吴人已经建立了国家.关于越人的文献资料比吴人更少.我们只知道越人始祖无余可能是夏少康之后裔,以后传了三十余代连世系也搞不清楚,“历殷到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允常与阖闾同时,已是春秋末期了.这一段没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算来约有1300年,与它相对应的考古遗存是马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