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

司马光既有明显的史家自觉,又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以求道作为治史的最高目标,并且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但其儒门史学蕴含的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目标,造成了史学实践中的内在冲突,即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前者引起历史人物评价上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后者引起历史编纂上与朱熹的分歧。从程颐、朱熹与司马光的分歧,不仅可以加深对儒门史学内在冲突的认识,而且可以了解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学术互动情状。     

近代志界爱国思想述论

本文首次对中国近代志界爱国思想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初步探究。文章认为我国志界爱国思想源远流长,其中近代志界爱国思想最为浓烈和出色,甚至可以说,近代志界的爱国思想就是我国方志思想史上最为耀眼的一页。近代志界的爱国思想主要体现于三个领域,即综合志编修领域、乡土志编修领域和世界志编修领域。文章还认为,近代志界爱国思想是先辈留给后人的一份厚重文化遗产。对这样一份文化遗产,我们应进行科学扬弃,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     

用志琐谈

千百年来,地方志源远流长,以它独特的方式,成为世界历史化的特产。今天,各种新编地方志又相继问世,使我们对地方志的应用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这里试从几个方面,谈谈地方志在社会实际中的应用。     

谈历史文化名城志

谈历史文化名城志福建省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陈永安历史文化名城志缺乏历史文化名城的味道──这是我们读了一点历史文化名城志的大体感觉。它与一般市志、县志几乎“千人一面”,既看不出历史文化名城志的品类特色,更看不出“这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与“那一个”历史文化名...     

志稿校对谈

一本志书大都在100万字左右,每校对一遍虽20多天,但较一般的校对量要大。它从内容上包括一个区域或行业从古至今的自然和人文资料,面面俱到,这要求校对人员要有较广的知识面。由于多数志书出自多人之手,虽有主编担负统稿的重任,但总有些照应不周之处,这也给校对工作增添难度。笔者在出版社从事校对一职,因工作之便多次接触志书出版前的终校工作,日积月累,渐渐有所领悟,今就如何提高志稿校对质量,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一、留心差错频次最高的常用字,可以大幅度减少校对差错常用词汇中的同音字、形近率差错,在各类图书中出现…     

新中国部门志、行业志、山水志编纂的异同

专志是记载某项或某方面专门内容或某单位专门内容的志书,与专业分志不同,属于独立成书的志书。以全国地方志第五次工作会议召开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发布为起点,地方志编纂由原来的三级志鉴向专志、社区志、乡镇村志、专业年鉴延伸。专志编纂方兴未艾,尤以部门志、行业志、山水志(新编山水志实际上是风景名胜区志,是为另类的部门志)为主。这三类专志的编纂特点各有异同,应注意在修志实践中避免互相套用体例、千志一面的现象。     

王夫之对司马光史论的批评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就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而发论,并不是专为批评司马光史论(《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而作。其论史,与司马光的史论相较,有些观点与认识基本上一致或接近,有些议论与看法则颇有矛盾与差异,甚至有几十处或明或暗地批评了司马光的史论。我们企图窥全豹于一斑,就《读通鉴论》(以下简称《鉴论》)批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臣光曰”,来看王夫之与司马光在史论上有何不同的特点。     

志界对第二轮志书能否设置社会篇的不同看法

作者列举了志界对第二轮志书设置或者不设置社会篇的两种看法,同时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即两种不同的看法共存,两种不同的篇目设置共存。     

乡镇志、部门（行业）志、单位志的编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志、部门志、厂矿企事业单位志的编纂,得到很大发展。这类志书不但有助于了解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及部门、行业、厂矿企事业单位本身的具体发展变化情况,而且由于对省、市、县而言,这类志书带有局部的、微观反映的性质,因此还有助于深入认识省情、市情、县情。,同时,这些志书,还为县区志的编纂,提供了资料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县以下乡镇、部门撤并分合,     

彩页入志是非谈

近来陆续出版的各种志书中,有些刊载了反映企事业面貌和成果的彩页,并因此获取企事业单位的赞助,部分地解决了出书经费不足的问题.对此,志界人士莫衷一是,褒扬支持者有之,批评挞伐者亦有其人,总之是见仁见智,说法不一.笔者对此也有一些思考和看法,在这里不揣冒昧公之于各位志界同仁,供大家探讨商榷.     

谈旅游志的续修

首轮志书中的旅游志多是记载旅游资源、景区开发、旅游产业、旅游规划,但在记述时一般比较简单,内容也存在缺项,不能反映出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续修旅游志应该有一个新的面貌,正确记述旅游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旅游业面临的政策环境,正确评估旅游资源的特点、旅游产业建设的成就与不足,反映出旅游业的资源开发、产业建设、行业管理与体制改革。在编纂体例上,也需依据现实进行创新。     

总纂县级志稿谈

总纂市县志稿,要达到六统一：统一志稿篇目;统一资料标准;统一竖写规范;统一行文规范;统一统计表编制;统一篇下“无题文字”设置。     

民谚入志谈片

民间谚语反映社会时代风貌和地方特点,反映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和民间风尚,选择有代表性的民谚入志,能突出志书时限、空间等方面的特点,起到如下作用：（一）反映时代的政治风貌。如封建统治时代流传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张白纸飞过街,哪个读书哪个乖,...     

企业文化入志谈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企业朝气、活力的重要体现。     

谈编纂中国国家志

历代封建皇朝没有记载国家事务的国家志。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记载各地地情,它还承担不了全面、系统记载国情的任务。要全面、系统地了解国情总貌及各方面的情况,还需要国家一级的志书——国家志,应适时开展国家志的编纂。     

辽宁省民族志、宗教志编委会召开锡伯族志、道教志分册初稿讨论会纪要

辽宁省《民族志·锡伯族志》分册和辽宁省《宗教志·道教志》分册已写出初稿。为讨论和修改这两个分册,研究解决民族和宗教各分册存在的共性问题,加速辽宁省民族志、宗教志编写工作,辽宁省“两志”编委会于1988年7月26日至29日在凤城满族自治县召开了两个分册初稿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民族和宗教各分册编写牵头市的责任编辑、部分编写协作市的编辑;两个分册编写牵头市——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铁毓智、沈阳市宗教处长李君实二同志亲自到会,分别组织了小组讨论,听取修改志稿意见。讨论会还邀请了省志办,本溪市志办,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共三十余人。讨论会由辽宁省民族志、宗教志编辑室副主编白辰文同志主持。     

岭南乡镇志、乡土志述评

我国历代流传的乡镇志、乡土志,乃是地方志的一种类型。古往今来,它在方志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仅从宏观和微观上反映了某个区域的全面情况,而且还具有记载翔实、内容丰富、简明扼要、乡情特浓的特点,可补省、府、州及县志的不足。同时,它在我国方志数量上,占有一定比例,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方志载体。     

修志与读志、用志

“修志为用”,古今皆然。毛福民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指出：“新方志应成为当代社会的公利之物,而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鉴赏之物。编修地方志的目的是要记述历史、传承文明,更要为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各地要根据当地、当前现实的需要,通过多种渠道,采用多种形式,将修志成果推向社会,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遗憾的是,自第一届修志以来,社会上对写志、编志印象较深,都知道有修志这么一回事,但对读志、用志却是懵然不知或重视不够。     

《程朱阙里志》与朱熹二程出自徽州考

“程朱阙里”即安徽省歙县篁墩村。《程朱阙里志》是一部关于篁墩的村志,但它却有着不亚于甚至是超过县志和府志的地位,其阐述的内容主要是考证了朱熹、程颢、程颐出自徽州的情况,它所要表达的意义,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一部志书和作可与之相比,因此,它也被称为“新安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