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县志编纂成就看陕西社会近代化变迁——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

明清时期,陕西修志成就显著,具有学界公认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优秀的方志编修传统。民国时期（1912～1949年）,陕西在方志编纂方面的建树同样值得重视。以代表民国陕西县志较高水平的《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陕西编修完成的县志在指导思想、体例创新、时代性、科学性、大众性、编纂手段等方面,体现出承接传统方志优长、开启新方志编纂先河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地位,其历史经验对当前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反映了民国时期陕西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努力与改变。     

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

近代名学团体“南社”在民国时期的方志建设上也颇多建树：从积极鼓吹到全身心投入,到现代方志编纂上的开拓、创新,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初探

民国时期的方志搜求热,持续时间大约从民国初至抗日战争之前。对于这次方志搜求热,以往研究方志史绝少关注。本在搜集、研读档案、图书目录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国内各大图书馆、各级行政机构与通志馆、国外图书馆、私家四个方面来分析它们在民国时期方志搜求中的具体表现,初步勾勒出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的历史画像,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方志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钱基博方志修撰的学术来源、贡献及不足

民国时期,钱基博先后三次参与修撰无锡县志,留下大量书函和多篇成稿。其方志修撰理念基本承袭章学诚,认为方志是史体,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强调方志鉴往知来的作用。在体例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是钱基博方志修撰实践的一大贡献,使得其相关著述在民国时期具有一定的个人特色。遗憾的是,随着社会发展,方志修撰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钱基博第三次参与无锡县志修撰时,相关认识还停留在第一次修撰,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时代发展。     

黑龙江方志考略

本文对清代、民国时期黑龙江的省志(通志),府、州、县志,城(区域)志、道志、舆地图志,特别是对清代流人编撰的方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与评介,其中重点对《黑龙江通志》的编纂过程进行了系统考证与评述,对民国时期县志的编纂过程以及清代、民国时期佚失方志和虽有修志之举而未成书的方志也进行了考证。另外本文还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黑龙江方志的价值。     

略论县域旧志体例的演变——以永泰县3部方志为例

县域方志是古代中国最基层的官修地情文献,其肇兴于隋唐、经宋元的大发展,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意识的增强,编修方志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中国多数县域均有一部或多部县志。在长达千余年的县域方志编纂史上,各地经济、施政、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晚清民国以来,近代化的深入、社会管理的细化、科学技术的引进也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随着这些变化,方志编纂体例也发生着改变,以适应记录新的社会情况。本文以永泰县历史上的3部方志为例,解析从明清到民国县域方志体例的演变,既是探讨方志编修思想和方法逐步随着时代变迁的过程,能够为今后方志编纂提供借鉴和思路;也是洞察当地发展的一个窗口,通过方志体例的随俗而变来感受时代在方志里存留的温度和气息。     

略论民国时期方志体例门类的变革创新

民国时期传统旧志体例受到批判。志家学在方志体例门类的革新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努力使之顺应社会变革的潮流．适应社会发展状况的需要，取得较大的成果，为现代方志体例门类的确立提供了基础与启迪。     

对近代方志记载中的四川地震的考察

清至民国时期是四川强震多发期,本文根据四川187种方志资料及其相关的地震史料,在统计清至民国时期四川震灾（M≥4．75）数量的基础上,与同时期水、旱灾害作了比较分析,认为震灾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同时并考察了清至民国时期四川震灾的地理分布、呈现的特征和震灾严重的后果等,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清至民国时期四川震灾的大致轮廓。     

略论黎锦熙方志理论

民国时期,是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嬗变的重要时期,期间,产生了一批知名的方志学家,黎锦熙即其中一位。本文拟从方志性质、方志续修要旨、方志编纂视界三个方面,对黎锦熙的方志思想重新认识,从方志发展史的范式下予以廓清。     

20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出版综述

20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大体可分为清代、民国、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阶段,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虽然少,但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为以后宋代方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宋代方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简述民国时期的志草志料、采访册与调查记等文献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转型时期,其时的志书纂修也开始运用新的学科发展理念和科技手段。志书纂修过程中形成的志草志料、采访册与调查记等文献也被收入进“准方志”系列。本文从它们的名称、体例、内容等方面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简单论述了它们对方志纂修的影响和作用。     

试论民国时期的地方志

试论民国时期的地方志马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葛向勇近年来,各地在编纂新方志的同时,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旧志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的方志研究,打破了一些“禁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过去,曾经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方志隆盛于清代,民国为清...     

试论民国方志的过渡价值——以民国《南康县志》第二编为例

新方志相对清代以前的方志,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民国方志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具体表现为记述内容的大幅度调整、记述形式的探索创新和思想方法的重要变化。这种过渡是方志变革的实践和探索,是方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民国方志在方志发展中的应有地位。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回顾与审思:18世纪以来的地方志性质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方志性质研究是当今方志性质研究的基础。十八世纪以来,随着戴震与章学诚两位方志学家的出现,方志性质的讨论和研究逐渐进入了深化的阶段。进入新时期以后,方志学家们更是针对方志性质进行了专门的研讨。本文在回顾前人已有的方志性质研究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方志性质由早期"重地"向后期"重史"转化。二、地方志的"地域性"与"时段性"是其方志性质不可或缺的部分。三、方志作为综合性资料,其性质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它是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产物。     

略论方志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刻领会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方面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拓宽方志工作的思路,加强方志事业宏观管理,深化方志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则成为社会主义方志事业发展与繁荣的关键。本文就方志事业管现体制改革问题,谈些看法,以就教于志界同仁。 一、新时期要求社会主义方志事业要有新举措 1.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对旧方志的不断突破、创新和发展。回顾本届修志20年历程,从传统方志观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确实不易,拚弃旧观念,创新新观念,无不经过艰苦探寻、激烈争论…     

解放前云南方志的纂修

解放前云南方志的纂修宋永平一解放前,民国时期云南方志的纂修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２７年为纂修起始期。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改变,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民初...     

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考述

民国间的方志搜求热,持续时间大约从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方志搜求,主要是采用购买、征书、接受赠送这几种传统的方式,但又有所发展与创新。方志搜求热的出现,主要是受到当时学风的变化、资政与修志的需要、外国对中国方志的利用、地方图书馆与藏书家对乡邦献的重视等因素的影响。持续了20余年的这次方志搜求热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造成了书市的变化、方志外流严重、方志专目的兴起、重印方志的繁盛等现象的发生。     

“述而不作”考析

“述而不作”考析辽宁省阜新市教育研究中心刘金印“述而不作”是编修方志的一条重要原则。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述而不作”的解释和理解不同,在学术观点和实际运用上也截然不同;因而,其社会作用和社会功能也就不同。这种不同的观点,影响了方志理论的改革和创新,影...     

民国泾县续修县志的新史料

民国时期,方志纂修在传统修志活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很多地区开展了修志活动,但囿于文献散佚等原因,部分方志纂修活动已经失载。民国时期泾县虽有筹修县志的活动,但其纂修实况一直未得其详。新发现的两件档案文献为研究民国泾县筹修县志活动提供了翔实的证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