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王鸣盛史学研究述评

王鸣盛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名家,所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清代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研究王鸣盛的史学成就,在近30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粗略统计,1900—1978年的近80年间,只有陈垣、黄文相与柴德赓等老一辈学者所撰写的几篇文章论及王鸣盛的史学。1979年以来,已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与以往的研究局面相比,已有可喜的变化。从导读、评介到系统研究王鸣盛的史学思想,从分散论述到逐渐集中探讨具体问题,反映了研究逐步深入的趋势。对近30年间的王鸣盛史学研究作简要的评述,可供下一阶段研究参考。     

《陈垣全集》补遗

陈智超先生主持编辑的《陈垣全集》二十三册已于200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为止史学大师陈垣最为全面的著作汇编。但由于各种原因,也不无遗珠之憾,本文试作补辑。此外,《陈垣全集》中有两则文字的系年失之过宽,亦有可细化、精确之处。     

2002年中国史学史研究概览

本年度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吴怀祺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多卷本陆续问世。这套丛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已经刊出宋辽金卷 (吴怀祺著 )、元代卷 (周少川著 )、明代卷 (向燕南著 )和清代卷 (王记录著 )。四卷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史学与社会 ,史学与时代 ,史学与学术的关系。如宋代卷中的“宋代社会、学术与文学思想” ,元代卷中“元代理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元代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代卷中“明前期政治文化发展特点与史学思想” ,清代卷中“汉学、宋学与清代史学思想”等章节的设立都反映了作者的这种认识所在。本年度…     

史学的发展还是要重视理论研究——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

<正>为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举办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学术工作。时值谢保成研究员撰写的三卷四册本《增订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我首先向谢保成研究员表示衷心祝贺!向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表示祝贺!《增订中国史学史》是一部有分量的、显示作者独特风格的著作,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

清代学术受朴学之风影响巨大,古典考据学独盛,尤其至乾、嘉间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补各史的《表》、《志》十分繁荣,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贡献突出,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编后

正《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的出版无疑是中国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史学界的开拓性工作,填补了一项史学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下面是编辑出版这套书的一些体会。一、编纂缘起。2012年年初,我们在读书过程中,涉及侯外庐的章节,便想到这个选题。当时顺便查一下他的有关资料,特别是其著作的出版情况,得到的结果是,除《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思想史纲》、《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等书,还有《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册)、《侯外庐集》(收有侯老论文,400多页)外,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侯外庐论著很多,开本不     

读《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集

《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集,吴泽主编,袁英光编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论集》选辑了三十年来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共四十八篇。文章的作者,共三十四位,其中四分之一已经不幸去世。读到他们的遗作,不胜感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如汗牛充栋。如何阐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刘知几是唐代的大史学家。他著《史通》,对各家史书多有评论,但主要是关于史书体例的论述,很少涉及到史学本身的发展。清代章学城著《文史通义》、《校通义》,主张辨章学术,颇重学术流变,因而也有关于史学发展的论述,但终究不是有意识地对史学     

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姚名达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创建历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学者。本文依据其《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以及散见于信函与已刊著述中的介绍与阐述,梳理出姚名达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拟定的架构以及已经成文的观点与主张等内容。中国史学史研究是姚名达最为重视,也始终坚持的学术领域与研究专题。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具有整体化、系统化的特点,其已经刊行的几部史家年谱,均应纳入到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中。作为姚名达留下的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讨论了史理与史官两部分内容。其中体现出的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可视为姚名达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何兹全先生访问记

1989年12月16日,我们拜访了何兹全先生。何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何先生向我们谈了他的治学道路,治学感受,并对史学的重要性,史学界的现状谈了看法。何先生在学术上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正象他引用古人的话那样:“择善而固执”。解放后,何先生从海外归来。长期以来,他除教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等课程、培养研究生外,还一直兼任系行政工作。在教学与工作双重重担下,著作不断问世。五十年代他出版了《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秦汉史略》,六十年代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八十年     

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标志着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久形成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承和发展。1943年的《现在中国史之作法》这则史料字数总计不过百,却立意高远,清晰而准确地记录了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思想,体现了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把学术与民族精神和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学术追求,具有超前性。     

史学探索的魅力——陈其泰教授访谈录

正初冬时节,我借陈其泰教授来山东大学讲学的机会,有幸对他进行了一次早已期盼的采访。陈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多年,撰著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公羊学》、《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等著作多部,又主编有《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在学界很有影响。这次,他是应山东大     

金启孮先生的蒙古学研究——纪念金启孮先生逝世十周年

金启孮先生一生致力女真、满洲学、蒙古学研究,卓然成家.先生史学根底深湛,通晓满洲语、蒙古语、女真语及日、英、德语;又熟知满蒙风俗、掌故,故治蒙古学,于史料之搜集,掌故之解读,均有优势;研究成果举凡史学、语言学、文学无不涉及,皆有成就.先生的蒙古学研究最致力清代,尤其重视满蒙汉关系.其大部分著作涉及满蒙历史文化,如《清代蒙古史札记》、《中国摔跤史》等都是我国民族文化史的重要著作. “先生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做出了不菲的成就,他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女真学、蒙古学、满学,而是对整个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

刘节教授遗著《中国史学史稿》的出版,对于建设中国史学史这门新学科是一个贡献。这部著作见解独到,材料丰富,集中体现了刘节先生对于古代史学的丰富学识和几十年的治史经验。以前出版的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也是一部有学术见解、材料丰富的著作。不过书中没有讲到历史哲学,现在刘节先生这部著作讲到了,这就前进了一步。它在内容上和写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为推进史学史研究和写好这方面的专门著作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     

在传承中寻求创新——陈祖武先生谈《中国学案史》

<正>陈祖武先生1943年10月生于贵州贵阳,祖籍湖南茶陵。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陈先生治学专攻清代学术史,代表著作有《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代学林举隅》等。同时,先生又十分注重历史的贯通性研究,所著《中国学案史》一书上起先秦,下迄民国,开辟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在陈先生看来,创新是历史学的生命,但这种创新一定要以坚实     

勤恳治学 不懈探索——《陈其泰史学萃编》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近日,《陈其泰史学萃编》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是陈其泰先生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学术史沉思录》《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2018年5月2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华夏出版社联合举办了《陈其泰史学萃编》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杜维运教授访谈录

杜维运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先生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著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听涛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2005年9至10月间,杜维运先生应邀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史通》研究五十年

《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的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要籍。建国以来,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随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展开而渐次展开和深入。据不完全统计,新版和再版的著作就有:程千帆的《史通笺记》、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吕思勉的《史学四种、史通评》、张舜徽的《史学三书评议》、张振的《史通笺注》、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等;在各种报刊杂志及论文集中还有论文上百篇;另在各种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著作中基本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说之。其受史学界关注,可以说是仅次于《史记》的一个研究热点…     

史学精粹

乔治忠、钟学艳:《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